白话文学史历史演变

本文作者：翟月琴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胡适的白话文学思想，作为他整个学术思想史上一条重要的研究线索，也成为胡适研究中无法规避的核心内容。他的《白话文学史》出版于1928年，这部著作致力于“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嬗变，从正统的古文传统中剥离出一条属于白话文学自身的脉络，从而在文学内部为白话文学发展在“自然演进的缓步徐行的历程上，有意的加了一鞭。”[1]6。《白话文学史》出版以来，可以说从上世纪20年代起至今从未间断地处于开放性的阐释空间中，作为胡适先生重要的文学研究著作，足见作品本身在研究过程中所具有的张力。笔者将《白话文学史》的研究历史划分为4个阶段：1949年以前（杂音交织中的白话文学观念论争），1949年至文革结束（官方话语规训下的“形式主义”批判），1979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启蒙思潮下的文学史反思），以及20世纪90年代至今（百态横生的跨学科交叉渗透研究）①。试图从这条历时性的垂直脉络中，围绕时间轴线展开论述，从不同的历史阶段挖掘《白话文学史》背后所辐射出的时代痕迹和研究观点的演变。

一、1949年以前：杂音交织中的白话文学观念论争

在《白话文学史》中，胡适认为，白话文学“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其中有3层意思，其一，“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其二“，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其三，“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1]13。而与之相对的是“死文学”。针对这一观念，激荡起了不同立场学者之间的争论，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张荫麟以笔名素痴发表的《评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12月3日，第48期)。作者比较客观地评价了《白话文学史》，认为这部著作在方法上为我国文学史著作开了一条新路径，开拓了包括佛教翻译文学在内的新思路，还增加了一些新考证的内容。文章对《白话文学史》中所涉及的考证问题（诸如《孔雀东南飞》的创作时间等）、定义标准、实用主义的评判原则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剖析，认为，“以语体之文法及词句为主之文字为白话文。反之，以古书中之文法及词句为主之文字，为文言文”，因此，“文言文别于语体之文或称古文，随时吸收新材料，新生力。而未尝僵死。”这篇文章颇具综合性和客观性，在剖析《白话文学史》时能够超越个人化的立场。随后，1929年5月27日的《大公报》在“文学副刊”中刊载了一篇作者不详的《胡适白话文学史之批评》，就《白话文学史》所呈现的14种问题逐一进行了批评，其中包括材料以偏概全，概念区分界限模糊，言文无法统一以及诸多细节问题，而核心仍在于对胡适白话文学史观念的质疑，竭力凸显《白话文学史》中的缺陷。

1932年，朱光潜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替诗的音律辩护———读胡适的〈白话文学史〉》①一文，认为胡适在定义白话文学史时，其聚焦的文学作品过于局限，以至于忽略了大量的优秀文本。朱光潜的立足点，无疑在一步步地扩展“活文学”的疆域，无论是音律，还是音律所指向的生命与情思，都从新的视角为文学的内涵提供了参照。1933年王哲甫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也认为，白话文不一定都是活文学，“因为白话文固然是新文学达意表情的工具，但必须有优美的思想、内容、想象为它的内容，方可为美妙的作品。”[2]另外，周作人在《新文学源流》中凸显了思想与情感在文学中的重要性，他提到，“我认为古文和白话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难分。”[3]他还主张“，要想将我们的思想感情，尽可能地多写出来，最好的办法是如胡适之先生所说的：‘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必如此，才可以‘不拘格套’，才可以‘独抒性灵’。”[3]这股来自新文化内部的声音，试图为“死文学”所辐射的文本寻求生命空间，情感、音律等文学因素在“活文学”的范畴内逐渐膨胀，这就在更广泛的意义层面上拓展了胡适白话文学观念的外延。

笔者认为，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上，才能更深入地洞悉时代的脉搏，把握颇具影响意义的个案在时代运动中所占据的位置。1931年6月，王礼锡在其创办的《读书杂志》第1卷第3期上，开设了“胡适之批判”的专栏，已经涉及到了文学史研究。他认为，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并非中国文学史，不是平民文学史，并非白话文学史，它“仅仅是五四时代白话文体运动的一部宣传品而已；这部宣传品虽然并不如何精彩，却曾在一时建立无上的权威，总是一部有过历史价值的东西”[4]。与之相类似的评论性文章中大多也都略有提及，只是并没有深入展开分析。他们在为自己的学术观点正名时，却忽视了胡适思想的连贯性，而片面地将胡适的白话文学观念判断为一种工具论意义上的革命。这也为以后的学者提供了继续研究的可能。

二、从1949年至文革结束：官方话语规训下的“形式主义”批判

1949年至文革结束，胡适被一次次地卷入批判的洪流中，随着历史的沉浮，《白话文学史》成为一部孤立的文本，与胡适的整个文学思想相割裂，所有的文章都带有一种官方的色调，而这种色调被统一命名为“形式主义批判”，与之相关的是一切关于资产阶级思想的胡适讨伐。1955年是关键性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与胡风、绿原一样，胡适也成为阶级斗争批判的对象。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第1-8辑，于1955-1956年间陆续出版，与《白话文学史》批判相关的文章，包括李长之的《胡适〈白话文学史〉批判》，谭丕模的《充满毒素的〈白话文学史〉》等。在这一阶段，诸如“批判”、“反动”、“阶级斗争”等词汇扑面而来，其《白话文学史》一书，更是被淹没在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中。以李长之的《胡适〈白话文学史〉批判》一文为例，文章中写到，“就全书所使用的概念看也是极其混淆和模糊的”，还提到，“文言与白话的关系也不是绝对对立的”，进而补充道：“事实上胡适正是利用了不确切的白话概念，在极其任意的主观的取舍之下，用偷天换日的手段，借白话之名，抹杀了一切富有人民性的宝贵遗产”。可见，这一阶段，在官方话语的规训下模糊了作家身份与政治立场的界限，对于文本的研究无疑也被框制于作家研究的范式里。在如此的判断标准中，《白话文学史》也失去了其应有的文学史价值，陷入到一元论的批判中。笔者认为，经历了上世纪50年代的洗劫，《白话文学史》随着对胡适的批判一起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加之1962年胡适在台湾中央研究院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随后，“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期间，胡适研究可谓一直处于悬置状态。在这段停滞的历史里，一方面在1949年以前的白话文学观念更多地被诠释为一种工具论意义上的改革，另一方面，《白话文学史》出版之初的评论性文章中曾提到的考证、文学史问题也被颠覆性地摧毁了。可以说，这个阶段真正意义上的《白话文学史》研究仍然停留在1949年前的讨论阶段，这也自然使那些没有深入的缺口继续等待新的突破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