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教学参考思索

本文作者：任现品 单位：烟台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必修的基础课，着重研究“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实，其时间范围大致从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革命论》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上起清末民初，下不封顶，“中国现代文学于晚清至‘五四’历史区间生成，从此便有了史迹的存在”1，它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1917年至今的基本文学史实，这是文学史的本体，二是对这些史实的记载与研究，后者是现代文学史教学的难点。其难度在于此段文学变化太频繁：从文白之争、新旧之争到文学的阶级性、民族性之争，再到文学的真实性、倾向性之争，直至新世纪的现代性之争，话语更迭此起彼伏；如果教师单纯从政治视角或人本视角、现代性视角或审美视角讲授，都很难讲清其发展轨迹的内在动力，难以解释透彻某些现象的复杂性；再加上课时减少，内容增多（主要由于现代文学史下不封顶，新的文学现象会随着历史的推进而不断出现），更会感觉授课学时不够用；学生也将被纷杂的现象淹没，难以理清其历史流脉。而以传统与西方、当时与当下为参照坐标，则不仅能梳理清其路径走向、生发动因，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历史意识，并使学生获得一种思考路径。

一横向参照坐标——传统与西方

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纷乱庞杂，这与历史距离较近有关，更和其生发动因密不可分。现代文学是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型，这种转型主要来自于西方文化、文学的强烈冲击，因此，区别于传统文学，现代文学是在西方文学的强势影响下生成的，其人的观念、文学的观念、叙事技巧、创作意图等都带有着西方的色调；但现代文学毕竟生长在中国大地上，带有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神韵，其忧患意识、爱国情怀、审美风格等都与传统文学一脉相承。诚如孔庆东所说：“现代文学以其与国家民族的关系，与当代生活的关联和在整个文学研究中承上启下、左右勾连、内外交通的坐标位置更多地感召了我。”2现代文学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碰撞、交融的产物，是现代作家站在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交叉点上的个性创造。因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教师以传统与西方为参照坐标就能兼顾该段文学的现代转型性与历史延续性。

首先，以传统与西方为现代文学史教学的参照坐标，有助于学生把握其演变的内在动因。如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五四启蒙先驱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大力介绍西方的社会进化理论、自由平等学说、个性解放思想等，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揭露传统文化的“吃人”本质，并以西方近代文学的体裁、分类为样式，重建我国现代文学的格局，显示出一种毅然决裂传统的姿态。但历史是无法割裂的，尽管启蒙者对传统礼教的指控沉重打击了旧的伦理道德，而引发这场颠覆运动的动机却正是对于传统儒家德性原则、忧患意识的坚守，即五四启蒙运动最核心的动力就与传统士大夫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式的忧患意识有着血脉承传的关联，现代文学中蕴含着传统文学的神髓。正是这种现代转型性与历史延续性的交错预示了中国现代文学后来的走向，如“十七年”时期对传统文学的大力借鉴。又如新潮小说的形式探索。1980年代初，一些青年学者借鉴、吸收了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等学派的思想，为中国的艺术本体论奠定了基础。而对“现代派”文学的讨论则最终使文学作为文学自身的命题“浮出海面”，即作家和批评家们开始从政治向文学本身、从外在规律向内在规律、从历史要求向美学要求转移，即从“写什么”到“怎样写”的转移。这种对“技巧”“形式”意味的注意，使现代文学在朝向自身的转折中有了一次实质性的突进，1980年代中后期新潮小说一度兴盛，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得以确立。尽管新潮小说的叙述方式有着明显的西方影响痕迹，但“这些形式实验在作为本土文学史变革项目的具体运用时，已经极大可能融合了他们对生存于其中的现实的感受”。3对现实感受的融合使新潮小说蕴含了复杂人际交往背后的传统文化心理和精彩的民间生活场景，并最终与西方形式主义文学区别开来。

其次，有助于学生理解作品、人物的内在丰富性。以传统与西方为参照阐释作品、人物的内心冲突，既贴近他们真实的生命存在，又能发现其复杂性的根源。如怎样理解《家》中高觉新的人格分裂。要理解觉新的性格双重性就必须在传统与西方的参照坐标下，结合中国现代文化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精神特点。与传统价值决裂、积极引进西方观念的新文化运动使知识分子率先觉醒，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传统伦理中心主义、等级礼教制度对个体权益的挤兑，而耳濡目染的传统伦理教育，已经内化为其价值规范，积淀为情感判断的定势，因此他们虽渴求革新，却无法割断对家庭的温情依恋。作为长子的觉新，尽管已经意识到了家族制度对自己的压制、剥夺，却总因担心高家败落、怕承担不孝罪名而不能果断地逃离出去，始终承受着新旧两种观念给自己带来的激烈冲突。又如对《创业史》内涵的解读。《创业史》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第一流的作品”，4对国家农业合作化政策的文学化论证无疑是其叙事重心，其实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都是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跨入共产主义的必经环节，只是后来历史证明尚欠适时罢了，但这种对现代化的追求不应一概否定。值得注意的是，《创业史》在以人物的各种现实活动来构建集体创业的主题意蕴时，不可避免地蕴含了更为复杂的经济、道德、伦理等人性内涵，如隐蔽稳固的家族意识、鲜明的德治意识、男尊女卑的性别意识，从而“使小说的‘新’只体现在政治风标层面，而在伦理道德和人际关系上，依然体现了传统规范的强大约束力”5。《创业史》的丰富性正在于西方政治思想资源（“新”）和传统伦理思想资源（“旧”）的交错共存。

最后，有助于学生准确定位作家、流派等文学现象。在传统与西方的参照坐标下讲授现代文学史，不仅能使学生对整段文学有一个宏观把握，即在世界文学语境下来考察、定位，而且能使学生领悟到中西作家、流派之间的内在关联及深层差异。如“新感觉派”小说。在日本新感觉派的直接影响和启发下，1930年代中国“新感觉派”在上海兴起，尽管二者名称一样，内涵却不尽相同：日本新感觉派诞生在关东大地震的废墟上，外在世界土崩瓦解后的空虚导致了人们对一切形而下东西的否定，并开始追求超现实的美与真；中国的“新感觉派”则没有这种哲理底蕴，它伴随着都市上海的崛起而开始以都市人的眼光打量都市，细致地展示现代城市的感性生活形态，贴切地描绘都市的光色、速度、疯狂氛围及其带来的人际交往、心理状态的微妙变迁。这样的参照使中国新感觉派的定位不再模糊，因为没有一定的参照，就很难确定作家流派的共同性和独特性，文学史的整体性和作家的历史定位也将无从建立。又如陈染的个性化写作。由于极度的关注自我生命体验，也由于新时期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大陆的广泛传播，陈染的写作在其起始阶段就具有一种极为明确的女性意识；在文本世界中，她才大胆地探索两性关系中灵与肉的存在，并让女性作为两性关系中的主体出现，她们不再充当被玩赏的欲化对象，也不再维持着“守身如玉”的架势——如传统男性小说最擅长和热衷的那样，她们是绝对地以女性角色去体验爱情，传达出女性的自我醒悟。但与着力批判男权的西方女性主义不同，陈染主张写作应超越单一的性别视角，即超性别意识，“我上边所说的，不是我个人的心理倾向，更不是我个人的生活，而是作为一个作家观察世界的方式。我努力在作品中贯穿超性别意识”6。确实，真正优秀的文学艺术家，不会囿于自身的性别角色，他们有独特的心理感悟和独立的艺术追求。西方文学的有效参照既避免了学生孤立地把握文学现象，又能让学生在头脑中建立开阔的视野，使他们领悟其间复杂关联的同时获得一种思考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