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文学史论文
本文作者：孙桂平 单位：集美大学文学院
唐诗史研究有一个基本目标，即:将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唐诗作品甄别出来，并从唐诗发展史的角度进行述评。文学史著作论析唐诗，也具有类似的评选功能。由于对唐诗进行学理性评论和系统接受是从宋代开始的，因此著者在撰写文学史时，比较重视宋代以来学者对唐诗的看法，而对唐诗在唐代的实际影响，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而造成一些疏漏。“唐人选唐诗”反映了诸多唐诗在唐代的影响，这对于我们认识文学史论著在选评唐诗方面的得失，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史选与唐代选本离合情况举例
文学史著作对于唐诗大家的成就，一般会分类述评。有些在文学史著作中被强调的诗歌类型，也是“唐人选唐诗”所重视的。有些在文学史著作中被强调的诗歌类型，却是“唐人选唐诗”所忽略的。有些在现存唐代唐诗选本中被重视的诗歌类型，则不为文学史著作所关注。①以李白诗而言，文学史著作一般将其乐府与歌行类诗作当作最主要的成就，②［1］在唐代诗选家中，殷?《河岳英灵集》最早认识到李白的乐府诗成就。《河岳英灵集》选录李白诗十三首，以乐府或歌行面目出现的就有十一首。③《河岳英灵集》并品题云: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尝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诸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④［2］120－121殷?用“志不拘检”评价李白的气质，以“奇之又奇”评价李白善于创新诗体，后来白居易《与元九书》说“李之作奇矣才矣，人不逮矣”，［3］961应该就是对殷?评语的继承。《河岳英灵集》的选诗和评语说明，李白乐府诗和歌行体所取得的成就，在其生前已经被读者所认识。此外，《又玄集》选李白诗4首，2首乐府，2首歌行。《才调集》选录李白诗28首，乐府和歌行占21首。而且，《河岳英灵集》、《又玄集》、《才调集》选录李白的乐府与歌行，在题材上涉及言志、抒怀、应酬三类。不难发现，李白善于用乐府体、歌行体表情达意，其所臻抵的驾轻就熟程度，给唐代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说，文学史著作重视李白的乐府与歌行，与“唐人选唐诗”相一致，反映了李白诗在唐代的实际影响。李白绝句的成就，到明代已被确认，如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云:“李白五、七言绝，字字神境，篇篇神物”。［4］108
基于此，文学史著作对李白绝句，一般都要专门加以阐述。这一点，与“唐人选唐诗”所反映的情况有较大出入。考察现存唐代唐诗选本，《河岳英灵集》选录李白诗13首，只有《答俗人问》1首绝句。《又玄集》选录李白诗4首，没有五、七言绝。《才调集》选录李白诗28首，只有《相逢行》一首貌似近体五言绝句，但仍然以歌行为题，且用“阿那边”这样的口语，实际上不能算是标准的近体五言绝句。如果说，“唐人选唐诗”能够代表唐人对李白诗接受和认识的情况，那么《河岳英灵集》、《又玄集》、《才调集》的选诗倾向表明，李白绝句的成就，在唐代还没有引起重视。文学史著作接纳唐后学者的诠释，重视李白绝句，体现了学术的进步。而《才调集》选录李白诗的题材倾向，反衬出文学史编撰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据《唐人选唐诗新编》统计，《才调集》所选李白诗28首，除《古风》(3首)、《赠汉阳辅录事》外，均与男女情事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李白诗歌在题材上的特点，而韦?对此显然是持肯定态度的。实际上，李白诗歌在唐代得以流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题材通俗易懂，如王安石所谓:“白诗近俗，人易悦故也。”［5］1538
可能是基于人文教育的宗旨，文学史著作几乎都试图将李白塑造成具有完美人格且能代表盛唐文化的诗人，因而忌讳谈这一点。因为提及这一点，不免损害李白的崇高形象，如王安石所谓:“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5］1538－1539这样处理，忽略了李白诗歌在题材上最为重要的特征，因而对揭示诗歌发展真相形成不利因素。文学史编撰者这种“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心理，与唐诗史研究所需要的求实、求真精神，是有一定距离的。以杜诗而言，文学史著作一般都要专门介绍杜律，这与“唐人选唐诗”所反映的情况比较一致。在唐代唐诗选本中，现在所能知道的，仅《又玄集》选录杜甫诗7首，①［6］193－194所选均为五、七言八句律诗。由于元稹早在中唐时期就撰写了《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指出杜律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因此韦庄推崇杜律并不具有新意。但韦庄选择这七首杜律为《又玄集》压卷，则表明唐人已经认识到，杜律不仅可以代表杜诗的成就，而且也可以代表整个唐诗发展的成就。文学史著作推重杜律，体现了今人对唐诗发展的主要成就有准确认识。
至于文学史著作所普遍关注的杜甫“诗史”类作品，在现存唐代唐诗选本中则未见得到认可。那么，在“唐人选唐诗”之外，杜甫“诗史”类作品在唐代以一种什么样的面目为人所认可呢?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则强调其时事性，一则强调其叙事性。前者以中唐白居易为代表，他在《与元九书》中说: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3］961这里，白居易显然是把杜甫“诗史”类作品当成符合《诗经》传统、对时政现实有讽喻功用的风雅之作。后者以晚唐孟?の??恚?洹侗臼率?非康?ldquo;诗史”类作品反映了杜甫在“禄山之难”中所遭遇的社会现实: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7］15
显然，孟?ひ丫?鲜兜蕉鸥?ldquo;诗史”类作品具有叙事性强的特点。从“唐人选唐诗”的整体倾向来看，时事类和叙事类诗作在唐代地位不高。叙事类和时事类诗作在表现方法上是以写实为主，而辅以议论，一般地说，这是史家擅长的笔法。杜甫将史笔化为诗法，在今天看来，这于唐诗发展无疑是创造性的贡献;但在当时，就不免会因为其偏离诗法之正统而令人感到有些陌生和怪异。而且，叙事类诗作具有乐俗倾向，以其将诗歌娱情悦性的崇高功用降格为好奇以悦众的市井小道，所以不为唐人看重。白居易最为有名的两篇叙事诗《长恨歌》与《琵琶行》，虽然达到了“童子解吟”、“胡儿能唱”的流行程度，［8］803却并不被对白诗甚为青睐的《才调集》所选录，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杜甫诗史类作品兼具时事性与叙事性，其不被“唐人选唐诗”所重视，是必然的遭遇。又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世家，而某些杜诗就体现了其忠君爱民的儒家思想，这些可以视为“言志”之作。因为杜甫“言志”类诗作有着深沉阔大的思想境界，表现出了令人崇敬的士人人格，对后世正直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文学史著作一般也都很关注这类诗歌。而这，与“唐人选唐诗”的选录情况大相径庭。虽然由于文献不足，我们难以完全了解唐代唐诗选本选杜的情况，但结合其选诗的整体倾向，可以判断这类杜诗不受选家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