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文学史论文
本文作者：木斋 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有幸与傅璇琮先生结识，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但真正与傅先生开始有较为深入的学术交往，则开始于我的《古诗十九首》研究。我自2005年以来，陆续发表有关《古诗十九首》的系列论文，对十九首产生时间、时代背景等问题发表了颠覆性的个人见解，这一系列见解，虽然被后来很多学者评价为“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但在当时数年之内，却是一片沉寂。正是傅璇琮先生，首先发表了《〈古诗十九首〉研究的首次系统梳理和突破——评木斋的汉魏五言诗研究》，认为：“木斋有关古诗十九首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做是自梁启超发表‘东汉’说之后对古诗十九首和五言诗起源的第一次系统总结、第一次系统的梳理和第一次具有创新意义的突破，就其研究的深度、广度和系统性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其关于古诗十九首产生于建安十六年之后的结论，已经改写了文学史。”[1]以后，当我发表有关词体起源并非在民间的系列研究之后，傅先生再次撰文评价：“欲达到这种突破性的重写文学史，则必要进行文学观念、方法论上的革新木斋的词学研究和十九首的相关研究，在学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其中体现出的一些新思路与方法更引发学界讨论提出词体发生于盛唐宫廷，开辟了以词体建构，或说是重写唐宋词史新的写作范式；而木斋的《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的出版问世，又标志了当前对古诗十九首与五言诗发生演变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对于傅先生这一系列的高度评价，我一方面感到十分惶恐，另一方面感到十分惭愧的是对于傅先生的学术思想缺乏研究，对于傅先生之所评价，就其学术思想和方法论上难以寻找到源头。一直到今年为了写作这篇文章，才有了一个稍稍系统一些的反思，那就是通过对百年中国文学史、诗歌史的写作史的梳理，我看到了傅先生在这一巨大变革中的重要学术地位和重视创新与流变的学术方法论，以及傅先生奖掖后进、海纳百川的大家风范。
一、中国诗歌写作史之回顾与傅先生之重要地位
以我来看，从文学史写作的角度来说，一个世纪以来，经历了众多文学史、诗歌史样式的尝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种是传统的文学史写作。百年文学史写作，在民国时代，大抵还是作家、作品的摘引，并无连贯的史的概念，更缺少源流的历时性阐发。这种状态，如同马雍先生在民国时期出版的《苏李诗制作时代考》一书的《导言》中所说：“吾国之有文学史，盖始于光绪三十年（1904）林传甲氏之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史讲义。四十年来，坊间此类著作，约得七十余种。其间佳制固多，然大部囿于文苑传之范畴”，“夫囿于文苑传之范畴者，上之略得知人论世之旨，下之惟摘举集部一二名篇，系文苑列传，依次排比，略施品藻而已。”这段论述，对于抉发当时文学史写作之弊端，可谓切中肯綮。“囿于文苑传之范畴”可以说是早期文学史写作的概况。但其中也有几部不错的文学史，主要有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钱基博《中国文学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这些著作在林传甲、黄人等前辈的探索之后，可以说奠定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范式，但这些著作的诗歌史描述总还不脱离作家作品的罗列，缺少对文学史、诗歌史自身规律的探索。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用功十余年，于1932年由北平朴社出版，此著除以所引孤本秘笈之丰富为他人望尘莫及外，还尝试建立新的中国文学史框架。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发愿要写一部比较的足以表现出中国文学整个真实的面目与进展的历史”的“中国文学史”，但就中国诗歌史源流关系的深度探索来说，还未能臻于完美。同样，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自序》说：“中国文学自来无史，有之当自最近二三十年始。然这二三十年间所刊布的不下数十部的中国文学史，几乎没有几部不是肢体残废，或患着贫血症的。易言之，即除了一二部外，所叙述的几乎都有些缺憾唐五代的许多变文，金、元的几部诸宫调，宋、明的无数的短篇平话，明、清的许多重要的宝卷、弹词，有哪一部中国文学史会经涉笔记载过？不必说是那些新发见的与未被人注意着的文体了。”这些说法，一方面显示了作者新的文学史观念，增添了传统学者不重视甚至不认为是文学的一些变文、弹词、宝卷之类的俗文学作品，另一方面说明作者更为重视通俗文学部分。
无独有偶，陆侃如、冯沅君在1956年版的《中国诗史•自序》中坦言他们写作《中国诗史》时的一些问题：“这书初稿是在1925年—1930年间写成的。那时我们一方面受了五四运动右翼的‘整理国故’的影响，一方面也一知半解地浏览了一些1927年以后翻译出版的左翼文艺理论书籍，在思想上是非常混乱的我们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引用了布哈林与波格达诺夫的错误理论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的谬论，我们不止一次地移植了过来。”这虽然是一种反思，但这种反思又何尝不受上个世纪50年代意识形态思潮的左右和支配呢？这些在意识形态话语支配下的文学史写作和诗歌史写作，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通病，并且延续至今。目前流行的诸多《中国文学史》版本，以袁行霈本为代表，代表了20世纪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方法。但21世纪以来，文学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文学史写作需要及时反映新的学术观念、视角和成果。近年来出版的文学史，主要有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新著》[3]，后者“毅然抛弃历来惯用的王朝分期法，而采用将古代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大段”[4]。此外，作者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少现象也作了新的阐述，例如，历来的文学史把《孔雀东南飞》作为汉末建安时期的作品，该书则考证其为从建安到南朝的演变产物。增订本还对许多作品作了新的解读，对一些长期被忽视的重要作家作了介绍和评价。第二种是通史类的文学与历史文化交叉的跨学科研究，以傅璇琮、蒋寅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为代表。此类型的文学史写作，如同该作《总序》所说：这部《通论》是一个全新的设想它的基本思路和内容构成都不同于现有的文学史著作。
历来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大多以王朝和文体为经纬，以作家为单元，依次叙述，优点是突出作家的历史贡献，缺点在于头绪较多，史和论，叙述的独立和交叉之间的关系不好处理，而且，整体性较差。我们认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揭示不同时代的创作范式，把握整个文学史运动的轨迹。围绕这一中心，我们的工作首先是突破现有文学史著作的体例，横向开展文学史的综合研究。这段论述既有对以往文学史写作利弊的具体分析，又有对这部通论编纂设想的阐发。以这部《通论》为代表的横向式文学史研究，对于旧有文学史将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与作品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分割式的叙说，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飞跃。文学史的起源、发生、演变，原本是生动、具体、鲜活地与各自的时代，包括其中的政治背景及哲学、宗教、科举制度、学术等水乳交融地存在着的，《通论》的这种研究，无疑较为接近文学史的历史真相，比较深刻地解析了文学史现象的历史文化构成原因。譬如其中《魏晋南北朝卷》，分别以“世族”、“佛教”、“音乐”、“绘画”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关系为题，《隋唐五代卷》则分别以隋唐五代文学与政治、传统思想、宗教、科举制度、艺术、交通、幕府、妇女之间的关系为题，这些章节课题本身就为文学史的研究指出了新的更为广阔的研究视角，从而将文学史的研究和阐发引向了更为辽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国文学史新著》和《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可以视为自袁本文学史之后最有成就、最有特点、最有代表性的两部文学史力作。但重写文学史的学术史使命并未终结，时代期待着更有特色、更有创新力度、更为贴近文学史源流发展关系的新的文学史。“任何一部文学史，都还仅仅是当代史”，这句名言不妨可以理解为，迄今为止的任何一部文学史写作，都还不可避免地受到写作者所处时代意识形态、学术水准、方法论等多维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大略而言，胡适时代的文学史，由于当时帝制覆灭，民国初建，民众观念兴起，因此，主要为白话文学史、民众创造历史的文学史；以后，更升格为阶级斗争文学史、反映民生疾苦的文学史。同时，在文学史的结构框架上，也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将原本是一部生动的、有内在联系的完整的文学史，机械分割为这样的板块陈列。以往文学史的弊端，并非表面上的民众化、白话文学史化、庸俗社会学化，而是深入文学史内在的血液骨髓之中，影响到对文学史进程的总体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