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作品分析模式研究

本文作者：赵雷 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作家作品是文学的历史叙述的基础，对作品的阐释更是文学史书写的重点。面对一部文学作品，切入的角度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这其中既有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借鉴，也需要独出机杼的新观点、新发现。纵观1949年以来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品分析模式可以基本分为两种类型：分析式和感悟式。前者类似于“二分法”，即把对象划分为思想内容（包含故事梗概、时代背景、思想认识、社会意义等）和艺术形式（囊括结构手法、人物塑造、语言特色、情节设置等）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后者更多地将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分析时注重对作品的艺术感悟和阅读体验。二者间的区别不仅在于治学路数，也体现在思维方式上：前者则更接近自然科学的方法，有一套可资遵循的既成的思路和操作规程，只要将作品套入其中就可得到结果，近似于一种模式化的知识生产；后者更多地是一种类似中国传统文论“整体感悟”的艺术体验，要求写作者有较强的艺术敏感和概括能力，有时甚至需要一点“灵感”。这两种作品分析方法原本可以并行不悖，但事实却是，分析式的作品分析方法逐渐成为主流以至文学史书写的固定模式，而感悟式的作品分析方法却几成绝响。本文试图通过回顾建国以来的学科发展历程，分析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并对两种作品分析模式进行初步评价。

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中，王瑶是把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和分析的，并未将其条块分割。例如他对《阿Q正传》的评述：这是以辛亥革命为背景，漫画式的集中了一切民族的弱点而写成的农村无产者的浮浪的性格。在这里，对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那时革命形势的实际的表现达到了可惊的成功，（但这并不是主题，只是侧面的背景的描写。）而且说明了革命的动力是要向背负着封建历史重担的农民身上去追求的。鲁迅先生说：“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这就说明了他底现实主义眼光的敏锐。他说：“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确已有了好几年，”就因为他老早感觉到，要雕塑我们民族的典型，农民气质是不可分离的因素；“辛苦而麻木”的农民生活，也和整个他所感到的中国灰色的人生调子很调洽，这样，就自然集中地成了他所要讽刺的影子。实际上，阿Q虽然是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而缺乏反抗意识的浮浪性贫农的典型，但他却多少是漫画化了的，就是说阿Q那些特征并不是农民所独有的，而是集中了各种社会阶层的，特别是新旧士大夫型的缺点和毛病的。鲁迅的人间爱深深地藏在那些嘲讽的背后，他要我们正视我们身上的缺点，勇于洗涤我们自己的灵魂。事实上，自从阿Q被创造出来以后，我们民族是有许许多多的先驱者，在做着不断地洗涤自己的工作的。周扬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者鲁迅曾经痛切地鞭挞了我们民族的所谓国民性，这种国民性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长期统治在人民身上所造成的一种落后精神状态。他批判地描写了中国人民性格的这个消极的，阴暗的，悲惨的方面，期望一种新的国民性的诞生。”这话主要是指《阿Q正传》说的。〔1〕

此外，书中比较重视作品创作背景的描述和介绍，并且往往将其放在首要的位置。比如论述《彷徨》，第一段如下：《彷徨》中的十一篇是一九二四年开始写的，鲁迅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哪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新青年》初期，鲁迅就说他“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但他既“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又“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终于“呐喊”起来了。而且这声音是如此的宏亮，立刻摇撼了青年人的心。到《新青年》分化以后，鲁迅是游勇作战了，正是“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时候，但他并没有停止了战斗，他是“荷戟”的；而且这韧性的持久战是一步步更深入了。当然，看见很多战友的中途变节，心境是凄凉的，《彷徨》中就不免带点感伤的色彩，热情也较《呐喊》减退了些。他自己说“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这是实在的。但鲁迅是并不会孤独下去的，当他默感到革命的潜力和接触到青年的热情的时候，他的战斗是极其尖锐的，这在杂文的成绩里就更可找到了说明。〔2〕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史稿》最突出之处无疑是在作品分析中所表现出来的敏锐的艺术感知和卓越的概括能力。作者用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个作家或一篇作品的独特风格和整体面貌，语言优美而精炼。如把庐隐小说的主人公概括为“负荷着几千年因袭的重担，热情而又空想的追求人生意义，苦闷彷徨而又狂叫着自我发展；是那么脆弱，那么焦灼的青年”〔3〕；将朱湘的诗歌特色描述为“作风恬淡平静，也以文字韵律的完美著称。诗中还保持着一些五四时期的高亢的情绪；歌唱着对世界的温暖的爱，而又找不到思想的归宿，这就是率直而到处碰壁的诗人的写照”〔4〕；俞平伯的散文则被贯以“文字不重视细致的素描，喜欢‘夹叙夹议’的抒写感触，很像旧日笔记的风格。文言文的词藻很多，因为他要那点涩味；絮絮道来，有的是知识分子的洒脱与趣味”的评价等等〔5〕，均妙语连珠而简练贴切。尤其王瑶先生对《野草》的经典阐释：“这是诗的结晶，在悲凉之感中仍透露着坚韧的战斗性。文字用了象征，用了重叠，来凝结和强调着悲愤的声音”〔6〕，寥寥四十余字胜过成篇累牍的条分缕析而抓住了作品的神采与韵味，堪称神来之笔。此外，他还注意对艺术上具有相似性的作家进行比较，明确各自的独创性，找到“同中之异”。例如分析王统照的小说“和初期叶绍钧的作品相似，都追求着人生的真意义，但他却更憧憬于美和爱；后期的热情虽然少了一些，也并不像叶绍钧那么‘客观’”〔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