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学多层次分析

本文作者：童庆炳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历史文学创作的发展与繁荣,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奇葩,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和观众,也引起了争议。史学家常常指责和批评当前历史剧、历史电视连续剧、历史小说没有写出历史的原貌,违背历史真实;文学批评家中多数人则认为历史文学家有权力虚构,不必复制历史原貌,况且何处去找历史的原貌呢?就是被鲁迅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其中不也有不少推测性的虚构吗?“鸿门宴”上那些言谈和动作,离《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少说也有六七十年了,他自己并未亲睹那个场面,他根据什么写出来的呢?他的《史记》难道不是他构造的一个“文本”吗?另外,现实生活无限丰富多彩,无限生动活泼,只要你愿意,你可以从中寻找到无限的诗性,寻找到无限的戏剧性。你想要的一切,在现实生活中都可能存在,可为什么有的作家明明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却对现实生活似乎视而不见,总是扭过头去对那过去的历史情有独钟,愿意去写历史,愿意去重建艺术的历史世界呢?这里就关系到一个作家重建历史文本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的问题。还有,人们需要历史文学难道仅仅是因为需要它为现实提供一面镜子吗?或者说历史的教训可以古为今用?对于历史文学来说,还有没有更为深层的东西?我发现上面所提的问题,恰好就是历史文学作品由表及里的三个层面。对这三个层面进行必要的探索也许能揭示历史文学所面对的一些难题。

重建历史世界

我在重读了郭沫若的历史剧之后,深感历史文学应老老实实地定位为“文学”,而不能定位为“历史”。为什么这样说?历史文学家生活在现在,可他写的却是数十年、数百年、数千年前的历史故事。他的根据是什么?就是历史文本(史书)。问题是这历史文本能不能反映历史的原貌呢?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不可能的。第一,历史上发生的真实情景已过去了很长时间,他无法亲眼去看去听,更无法亲身去经历、去体验,他所根据的仍然是前代史官和民间传说留下的点滴的并不系统的文本。这些前代史官所写的文本和民间传说文本,也不是作者的亲见亲闻亲历,他们所提供的也只是他们自认为真实的文本而已。无论是前代的资料,后人写的历史,都只是“历史是文本”,而不是历史本身,它只是后人对那段历史文本的阐释而已。第二,既然是对前人文本的历史阐释,当然也就渗透进阐释者本人的观点。对一段历史,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看,他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所看到的是不同的方面,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方面。更不用说,史官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秉笔直书”、“按实而书”,这里又有一个避讳问题,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是情之难免。

所以史剧作家所依据的历史文本就存在一个真假难辨、有无难分的问题。这里的问题是,历史本身不是文本,不是真实叙事,但如果历史文学家不借助历史文本的话,那么就无所依凭,创作也就无从谈起。这是一个悖论,历史文本不完全真实,可不借助历史文本创作就没有根据。那么历史文学家是如何来解开这个悖论的呢?换句话说,历史文学的创造者是如何来构筑他的作品结构框架的呢?在重读了郭沫若的历史剧之后,我想到了一个词,这个词就是“重建”。我的意思是历史文学的创作者构筑艺术世界的方法既非完全的虚构,也非完全的复制,而是根据历史文本的“一鳞半爪”,寻找历史根据,以艺术想象重新建立“历史世界”。艺术重建就是另起炉灶,对历史文本加以增删,加以改造,不照抄历史文本,而以自己的情感重新评价历史中的人物与事件,另辟一个天地,构思成一个完整的世界。郭沫若的《棠棣之花》所写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371年的战国时代。史剧的故事是这样的:当时的晋国还没有分裂为韩、赵、魏三国,魏国有一位武力高强的青年聂政,他因为小时候杀过人,只好到齐国隐没在民间,做一个屠狗之夫。他受到韩侯卿相严仲子的知遇之恩,在母亲去世后,来到了濮阳见了严仲子。严仲子主张韩赵魏三家不分裂,联合抗强秦。但他遭遇到当时韩侯的丞相侠累的反对和排斥,他希望聂政能帮助他,把侠累刺杀掉,使国家不致分裂,人民免遭痛苦。聂政认为这是正义的事情,慨然应允。

聂政来到韩城,利用一个机会把侠累刺杀掉了之后,他自己也自杀了。但在自杀之前他先把自己的容貌毁掉,使韩城的人不能把他认出来。他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他的姐姐,不连累姐姐,因为他的姐姐聂与他是孪生姐弟,相貌十分相似。但聂知道后,与爱着聂政的姑娘春姑,来到韩城认尸,她们为此也都死在这里,为的是要把聂政的英名宣扬出去,不能让他白白死去。《棠棣之花》的整个的历史语境是郭沫若构想的。拿《史记》来对照,严仲子与侠累有仇怨是真的,但严仲子与侠累的分歧是主张抗秦还是亲秦,主张三家分晋还是反对三家分晋,完全是郭沫若的艺术构思的结果,总体的历史语境是作者重建的。作品中重要的人物酒家母、春姑、盲叟、玉儿,及其整个的人物关系,聂政与姐姐是孪生姐弟等等,都属于重建历史世界过程中的合理想象。至于剧中另一个重要的穿针引线的人物韩坚山,《史记》中只字未提到。所以,写历史文学不是写历史,不必受历史文本的束缚,可以按照历史文学家的艺术评价,重新构建出一个历史世界来,把古代的历史精神翻译到现代。然而,如果我们对照司马迁所写的《刺客列传》中聂政的有关段落,那么我们会发现,郭沫若的《棠棣之花》不是空穴来风,不是凭空虚构,作者的确抓住了历史文本的“一鳞半爪”:聂政确有其人;他确有一个姐姐;他因为“杀人避仇”而到齐地当屠夫是事实;严仲子曾亲自去齐国拜访他,请他出山,他以母在暂不能受命为由没有同意,这也有记载;母死后他来到濮阳,见严仲子,毅然受严仲子之托而刺杀了韩相侠累也是真的;甚至他杀了侠累之后自杀前自毁容貌都有文字可寻。

可见,郭沫若的《棠棣之花》的创作的确是有历史文本作为根据的。换句话说,历史文学又要以历史文本所提供的事实为基本依托,在历史框架和时限中重建历史世界,展现出艺术的风采。所以,我认为历史文学作品的第一层面是重建历史世界。所谓“重建”可以大体概括为三点:第一,重建的根据:把握和发扬历史精神;第二,重建的空间:只需符合历史框架和历史时限,不受历史文本的束缚;第三点,重建的关键:艺术世界的完整性。第一点,我将在第二节具体论述,第二点则是常识了,上面已经反复讲过了。第三点最为重要,因为历史文学是文学,文学作品所展现的世界,必须是完整的、自成一个天地的、自构一个系统的。史学家追求的主要是历史真实,零碎的东西对他们很重要;文学家追求的是艺术,零碎的真实没有意义,唯有展现整体的世界,才会具有艺术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