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历史文学论文
本文作者：张昌录 单位：黄石艺术学校
“文革”被当代作家视为中国的奥斯维辛，［1］被一些作家视为创作的母题和终身要表达的命题。［2］而在新时期以来的30余年的文学天地里，以文革作为题材的小说确实蔚为大观，无论是“伤痕”、“反思”文学、先锋文学、新生代创作，或是所谓老中青几代作家、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作家，都染指过此领域，为三十年的新时期文学留下了大量“文革”叙事小说文本。文革叙事可以在多个层面解释、书写，文革可以作为心理范畴的创伤记忆或集体记忆，可以在历史视域作为对中国社会进程进行书写的历史叙述，可以作为文学母题或独特题材，甚至可以作为反观民族文化心理与民族人格的文化原型。那么，作为历史叙述的文革，在三十多年的小说叙事中究竟是在不断增殖还是不断被遮蔽?按照“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逻辑，克罗齐由此还得出了历史是愈来愈丰富、愈来愈深刻的结论，他觉得人的精神是不断发展的，因而人的历史视野和历史认识也在深化，历史不断地被重写着，在新的解释和书写中不断丰富和完善。［3］17因而，笔者将追问的是:文革作为近百余年中最为悲壮和缠绕的一段历史，在新时期以来文学知识分子和作家那儿以小说的形式清理、阅读、审视、书写时，究竟呈现出怎样的话语和叙事特征，当代的历史叙述是在还原文革的真实历史还是建构动态的“当代史”视野里的文革，这种还原或建构的努力彰显了什么，遮蔽了什么?对此，我们又应以何种精神姿态和文学策略去建立历史叙述的生态?
一
黄子平在《灰阑中的叙述》的前言中提及50－70年代的讲述历史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时，认为这种题材在出现和走向经典的过程中承载着巨大的意识形态性，“它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因而，对于他来说，在对这些革命历史小说重新解读时，他的目的便是“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4］2－3历史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存在，既散逸在已逝的时光隧道里，又被刻在了典籍木牍石碑上，既指官修正史，又包含民间野史趣闻。历史是一副丰富而多义的画卷，任何试图对它的描述都充满了陷阱和困难。那么，面对历史这种模糊而暧昧的面孔，历史叙述何为?文学性的文革叙事又能何为?提到历史叙述不能不说到旧历史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的两种历史叙述。前者认为历史是确证与实存的，是客观、连续、整体的实存，而他们的历史叙述认为通过语言和叙事可以触摸、勾勒和恢复这一历史情境。而新历史主义则认为历史是一种文本和话语，具有偶然性、临时性，只能通过文学技巧和“想像的建构力”［5］419获得，“利用真实事件和虚构中的常规结构之间的隐喻式的类似性来使过去的事件产生意义”便形成了所谓的历史叙事。［6］171
历史学或历史哲学视野里的历史叙述通常包含事实的意义层(数据或资料)与阐释的意义层(解释或关于事实的故事)，［6］186而后者的获得在怀特和科林伍德这儿通常是通过建构的想象力和文学的手段如隐喻、象征去获得，正是在这一点上，历史叙述在史学和文学这两个学科间找到了共同的交汇点，“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结合。这个作法从根本上是文学操作，也就是说，是小说创造的运作。”“事实上，历史……是按照诗人或小说家所描写的那样使人理解的……不管我们把世界看成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解释世界的方式都一样。”①由于历史是复杂而多面的，对历史的认识与叙述便处于一种变化之中，这就涉及到历史叙述的发展性和变化性问题，指出这点很重要，历史叙述的变化也直接可以解释中国三十年来文革叙事发生变迁和叙述重心转移的原因。那么，历史叙述缘何而变?历史之所以能存在，用汤因比的话讲是基于一种假设，这种假设是“现实具有某种意义，而且是我们在解释活动中能够把握的意义……在千变万化的现象之间至少存在着某些秩序或规律。”［7］425于是，认识历史与理解历史便包含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以及过去与现在相互影响的二维交互之中了，“实际上，当前的理解处于不断地形成过程中，当前的现实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过去。过去规定着现在，现在也重新理解着过去。理性反思到人类知识是有局限的，从而确证了理性的历史性。”［3］136－137
对此，爱德华•卡尔在《什么是历史》一书中指出历史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无终止的对话。因此，对历史的理解在作家这儿是个历史过程，理性反思在现在和过去两重关系间是个历史性的过程，历史理解和历史叙述也便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了。历史叙述的历史性和变化性带来了历史叙述的多样性，中国当代文革叙事的多样性在这儿也找到了部分原因。文革是新时期以来作家面对的最近也最压抑的历史，对这段历史的描述，不同作家的叙述与书写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与形态。一段文革演绎几多伤心事，一段往事又带出多少悲喜剧。围绕文革，在近三十年产生了大量的小说文本以及多姿的叙事风格。围绕文革何以会形成这么多的历史叙述?海登•怀特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中的论述部分地揭示了其中原委。“在历史上，从一个角度看是悲剧性的事情也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喜剧性的。在同一个社会里从某一阶级立场来看似乎是悲剧性事件，但另一个阶级则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场滑稽戏。”怀特认为历史事件本身在价值判断上是中立的，最终成为悲剧、喜剧、传奇或讽喻中的哪种范畴，取决于按照何种情节结构或神话组合，关键是如何排列事件顺序、如何编织历史片段，“以便提供关于事件的不同解释和赋予事件不同的意义。”［6］163－164
怀特继而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指出米歇利特将之描写成浪漫主义超验论的一个戏剧，同代人托奎维利则将它写成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面对同一历史故事，两人“不同编排故事的方式”和“采取的不同叙事视点”导致风格迥异的历史叙事。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历史是由异质性与间断性构成的，由一个事情，一个人物，一个结构，悲欢离合或典章古籍构成了这个社会的“殊相”，每一个“殊相”都是一个存在的点，对应着一个“视点”，由于人们视点的不同导致了视物时“殊相”的差异，这便造成了我们在研究历史时有时强调的是政治，有时是经济或是思想，这来源于时代、环境的影响，来源于视者的不同。不同环境的不同视点造成了侧重生产方式、政治因素或地理因素、人伦关系的不同，因而历史叙述呈现出不同。［8］9这对我们从宏观上理解三十年来当代小说家书写文革题材小说呈现出的丰富驳杂、参差多姿的现状有一定的启示性。作家的不同生命历程与历史体验(亲历文革，还是想像文革)、不同历史观念(乐观的进化论史观，还是怀疑的解构的历史观)、不同的地域环境与教育背景、不同创作目的(印证主流意识形态规定的历史讲述，还是反抗主流叙事)，等等的差异导致了叙述文革的“视点”不同，视点的不同以及作家“排列事件顺序”的不同便导致了文革叙述风貌与形态的差异。客观地讲，文革叙述的悲剧性、喜剧化;主流化，民间化;启蒙式，游戏化书写除了与作家采取的不同视点和编排故事的方式有关，还与不同时期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规约、读者审美文化心理、作家的历史意识和文学观念等相关，这些因素合力导致文革叙述呈现出多元芜杂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