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农村经济伦理转变思考

本文作者：李育红 于维才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经济与伦理原本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但到了近代，经济学与伦理学相互分野，经济学不考虑伦理学，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企业界丑闻不断，由此催生了一场由学界和企业界等多方参与的经济伦理学运动，然后波及到欧洲、亚洲及世界各国，逐步形成了经济伦理学。但是，经济伦理学到目前为止，还很不成熟，它主要讨论企业、商业、管理等经济活动中的伦理问题，均未涉及到农村经济活动中的伦理问题。文章借鉴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成果，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探索西北地区乡村经济制度或体制与伦理道德的变迁，重点揭示不同历史阶段人们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伦理道德规范，目的在于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存在的伦理道德问题，以便能够很好地推动农村经济活动的健康、良性发展。我们认为，乡村经济伦理的变迁与经济制度或体制的转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北地区乡村经济制度或体制先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949年以前的传统经济制度;1950年到1978年的计划经济体制;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同经济制度或体制要求不同的经济伦理。经济伦理在不同经济历史发展阶段，其基本内容、要求与特点也都不相同。

一、乡村传统经济伦理思想

在历史上，西北农村地区的传统经济制度与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人口因素、经济结构等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地理环境来看，这一地区既有成片的绿洲、高产的粮田、广袤的森林、广阔的牧场等，也有连绵不断的山脉、一望无际的沙漠、戈壁滩、盐碱地等，受其影响，其传统产业主要以农业、牧业和农牧兼营为主。从人口因素来看，这一地区由于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在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战争以及多民族的流动、迁徙、融合等，这里居住着汉族及其他近50个少数民族，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从经济结构来看，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开拓和经营，以及各个民族在其活动的区域内进行的开发活动，推动了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由此形成了这一地区屯垦型农耕经济、游牧经济、商业贸易等基本的经济结构。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西北地区的传统乡村经济制度也有自己的特点。从所有制结构来看，西北农村地区存在着公私并存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在农业区，土地等生产资料主要有五种形式，一属国家所有;二属土司、地主和封建官僚所有;三属宗教上层人物和寺院所有;四属部分群众所有;五属氏族和部落所有。国家的土地名义上为皇土，但由封建王朝划归或赏赐地方官僚、地主、土司等人，实际上由这些地方的统治者直接占有和使用。在这些统治者辖区内的农民只有租种他们的土地，并服无偿劳役、纳粮、服兵役以及承担种种摊派。［1］

在牧业区，不同游牧民族有不同的所有制关系。如甘青藏区，“牧业经济一方面存在着私有财产，诸如生产工具、牧畜、畜产品等等;另一方面又存在共有的自然资源，如草场、河流、森林等等。”［2］游牧民族的草场一般以部落为单位拥有，部落之间有一定的界限和范围。如裕固族“部落内部大体分为公共所有、寺院占有、私人占有等形式。部落公有草场，约占草场总面积的30%，多为夏、秋牧场;寺院占有的草场约占草场总面积10%;私有草场占草场总面积的60%，多为东、春牧场。”［3］从经济活动形式来看，这一地区主要形成了村落经济和部落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其中，村落经济主要存在于农业生产区域和农牧兼营区域，村落中的地主拥有大量的土地，农民租地耕种，年底交纳地租;村落中的小农个体经济则以家庭为单位，拥有少量的土地并自给自足。部落经济主要存在于游牧地区，大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地，部落头人或牧主等决定牧场的分配和使用等。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济关系决定了多种不同的分配方式。在农业区，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由于租种地主的土地，程度不同地受到来自世俗地主的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高利贷等的剥削，而拥有一部分或少量土地的个体农民则自给自足。在牧业区，不同部落有不同的分配方式，但分配权一般都掌握在部落头人或牧主的手中，普通牧民要承担各种劳役、杂役或摊派等，部落内部存在着贫富悬殊及其阶级差别。由此可见，公私并存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制度，村落与部落经济结构、多种分配方式等都呈现出东方社会所特有的一些基本特点。传统乡村经济伦理一方面反映了传统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伦理要求，另一方面也是适应农耕、游牧，商业贸易等经济活动的需要，其主要内容有勤勉重农，公平交易、熟人信誉、戒奢勤俭等。

(一)勤勉重农

勤勉重农是传统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要求，也是西北地区乡村经济伦理的基本思想。“勤勉”是指勤奋劳作，是儒家倡导的基本伦理思想之一。正如《左传》所言“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君子勤礼，小人尽力”。［4］孟子也说，“深耕易耨”，“易其田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5］荀子也言，“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6］农民要想过上好日子，就要勤勉劳动，不误农时。“重农”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重本抑末”、“重农轻商”的伦理思想。“重农”最早由法家思想家商鞅提出来，他说，“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以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属于农，则朴，朴则畏令也”。［7］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详细论述了重本抑末思想的道德价值。他说“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归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后，其产后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8］由此可见，“重农”的道德价值在于“农则朴”和“贵其志”。“农则朴”是指农业使人安居乐业，朴实无华;“贵其志”则指通过务农的途径，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民农则朴、民农则重，民农则重徙，这些都是农耕文明带给人的优良品质。［9］如果想让边境安、主位尊，就要重农。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对边疆的治理方式。无论是汉武帝时期从中原迁徙到此的边民，还是元朝时期从西域随军过来的将士，直至清朝时期派来守边的人们，历代统治者都要求边民以屯垦农耕为主，平战结合，目的就在于鼓励边民有朴实无华，安居乐业的道德品质，这样，才能保证边境的稳定与国家的安宁。在西北农村地区的农业社会，土地、草场、牲畜是人们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在农业区，人们要根据季节、农时的变化，及时耕种、浇水、收获、打碾、入仓等，不能有一点耽搁，如果不慎贻误时机，就会造成减产或绝收等不良后果。农民与土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土地不仅是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来源、也是农民生命的根本。农民命系土地，勤勉劳作，才能保证起码的生存。在牧业区，牧民依水草而居，牧场就是他们的家园，牲畜、帐篷等就是他们的基本生活资料。牧民根据季节而不断迁徙，才能保证水草丰盛，牛羊肥壮，生活幸福。农时、季节就像钟表一样，成为农牧民的生活节奏。农牧民勤奋劳动，勤勉耕作，在生产实践中养成了勤勉重农，朴实无华的基本道德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