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联盟的文化政治价值

作者：杨红英 单位：江苏技术师范学院

成立于1934年5月6日的台湾文艺联盟(以下简称文联)是台湾现代文学史上一次最为广泛的全岛性文艺联盟,其活动时间虽然不到两年,却造成台湾现代知识分子空前团结情绪高涨的盛况,其机关刊物《台湾文艺》更成为台湾现代文学史上台湾人主办的刊物中发刊时间最长、登场作家最多的文学刊物。台湾现代文学大家王诗琅认为:“这时期的作品已渐摆脱初期的暴露式的政治色彩,站在文学的立场去观察,描写渐多,所以都有艺术气味。”因此称赞道:“全部出了十五期,不但寿命长,几乎网罗全台的作家,在台湾新文学建立辉煌的一页,即以对于整个文化的影响而言,也是深且巨的。”[1]P152-153文艺联盟在台湾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众所周知、毫无争议的。但笔者在这里所要探讨的是,它的几番社会活动对开拓台湾上世纪30年代的知识分子活动领域、传达殖民地心声以实现知识分子使命的重要文化政治意义。在这里,文化政治不是指文化可能具有政治功能,也不是指文化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先导,而是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权力和斗争的场域,它既可以巩固社会的控制,也使人们可以抵制与抗争这种政治。文化政治的文化是对一种特殊身份———国家的、性别的、种族的、地域的———的肯定;是对“命运”、“自然”、和“社会现实”这些似乎预先存在的东西进行重组;不是反映现实的镜子或建基于经济政治的“副现象”,而是在建构我们对现实的感受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2]。从某种意义上说文联开创了台湾30年代在三大民族运动相继偃旗息鼓后知识分子参与文艺、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公共舞台。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加以探讨:文联的结成情况及其主要文艺活动;1935年台中地震灾后救援活动与组织延请崔承喜来台公演。

一、以文艺代政治———文联的结成

1.文联结成的社会背景

台湾自割让日本后,开始其由殖民宗主国日本所主导的被迫的现代化进程,其间渗透着被殖民的屈辱与悲哀。作为现代化之一环,日本殖民当局所开办的现代教育体制,尽管充满歧视,它所培养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在上世纪20年代初逐渐成熟,并在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日本大正时期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潮和威尔逊民族自决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展开轰轰烈烈的民族运动。1921年创立的台湾文化协会通过举办各类文化讲演会和讲习会、创办报社、改良普及文化艺术活动等一系列的活动启发民智,宣扬民族文化,促进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在台湾全岛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运动高潮。但由于民族运动路线方针的原则性分歧,文化协会内部形成了连温卿代表的无产阶级派(主张无产青年应占民族运动的主导地位)、蒋渭水所率领的受中国革命影响较多的一派(以农工为基础的全民运动的路线)和林献堂、蔡培火所代表的合法稳健派(将文化运动局限于文化的范畴),三者之间的对立逐渐明显起来。1927年林献堂等的退出标志台湾文化协会正式分裂。分裂后的新文化协会采行了激进的斗争方式,殖民当局全力取缔,因而在新竹讲演会事件和台南墓地事件的打击后,文协在1931年宣告解散。1927年成立的台湾民众党,以确立民本政治、建立合理的经济组织及改除社会制度之缺陷为其纲领。其主要活动有抨击总督专制统治和警察的横暴、向国际联盟控诉台湾“卑劣的”鸦片政策、揭露所谓总督府评议会花瓶摆设意义、要求废除封建保甲制、取消限制台湾与大陆间往来的渡华旅券制度、反对所谓始政纪念日、举办大规模的讲演会等,其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很快取得了台湾大众的广泛支持。但蒋渭水以农工势力为中心、联合各阶级的全民政党,即所谓“大众政党”的建党思想,同蔡培火、林献堂等以舆论的力量来逼迫总督府放松专制统治,着重于启发民智,最终实现殖民地自治,斗争的手段以合法性为原则之一派之间产生矛盾。

在蒋渭水一派实际掌握民众党主导地位,“左倾”色彩日渐浓厚的情况下,林献堂等人酝酿脱离民众党,并于1930年8月17日组建台湾地方自治联盟。1931年2月18日,日本殖民者宣布取缔民众党,理由是:第一,民众党随着稳健分子的退出已为左派所把持,故不得不予严正处分;第二,民众党的目的,在于反对总督政治、宣传阶级斗争,妨害日台融合,违背本岛统治大方针,断难容许[3]P185。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纲领的核心内容是确立台湾地方自治。在台湾岛内设立支部,进行巡回政谈讲演会,举办地方自治改革促进运动,推出台湾地方自治制度改革案,恳请太田总督实施诸如义务教育、改编教科书、重组公众团体政策等等。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叩头请愿的自治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岛内政治环境的恶化,在法西斯分子日益猖獗,军部势力急剧膨胀的背景下,岛内一切有碍日本殖民统治及同化方针的组织和政治活动均遭殖民者横加镇压,就连温和稳健派的代表人物林献堂也因祖国事件遭法西斯浪人的殴打,以至于台湾岛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般知识分子惶惶不可终日”[4]P448。1934年9月台湾总督向林献堂等下令,停止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也逐渐无所作为,趋于瓦解。自此,台湾在20年代所形成的社会运动的黄金时期成为过去。

此时,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在继“九•一八”侵占我国东北后积极为全面侵华作准备,对内强力镇压左翼组织,台湾社会运动因此几陷窒息状态,岛内情绪一片低靡。民族运动所担负的启蒙大众、唤醒民族意识、批判殖民统治等使命,使其成功开拓出一片政治公共领域来,遭到镇压瓦解后,公共领域自然开始萎缩。对这一危机,台湾文艺联盟的发起人如张深切和赖明弘都有深刻清醒的认识。前者在自己的自传中这样写到:“民国二十三年,赖明弘和几位朋友劝我组织一个文艺团体来代替政治活动。我看左翼组织已经被摧毁,自治联盟也陷于生死浮沉的田地,生怕台湾民众意气消沉,不得不决意承担这个带有政治性的文艺运动。”[5]P609后者也深有同感:“回忆当时台湾的客观情形,有着使台湾文学运动发生的各种因素存在,盖当时反对异民族统治的政治运动受了最严重的威胁和打击,……趋入地下活动,表面上看来,进步的台湾政治运动被摧残,被压迫得零落无声,呈现着一片萧条景象,这使台湾知识分子必然的要找一出路,自由主义思潮的澎湃是控制不住的,由于这客观情势的要求,台湾的知识分子自然而然的对建立新文学这一条路认真的做起来,大家并且认为有组织文学团体的必要,所以才很快的就能成立台湾文艺联盟。在那时的台湾,看上去有如文学运动替代了政治运动之概,所以当时的台湾文化与政治界受文学运动的影响,是非常深刻而重大的。”[6]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文联的发起一开始就具有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其目的是为台湾知识分子保住一块公共领域,以文艺之名行政治活动之实。而在哈贝马斯那里,文学自能成为一种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就是从文学公共领域中发展而来的。“通过阅读小说,也培养了公众;而公众在早期咖啡馆、沙龙、宴会等机制中已经出现了很长时间,报刊杂志及其职业批评等中介机制使公众紧紧团结在一起。他们组成了以文学讨论为主的公共领域,通过文学讨论,源自私人领域的主体性对自身有了清楚的认识。”[7]P32因此文联是对20年代台湾民族运动涵养启蒙大众、实现文化抵抗的光荣传统的延续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