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小说文化政治取向综述

作者：李海龙 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用“政治倾向”术语来确认文学作品文学史意义,往往离不开对茅盾小说的论述。当然,政治倾向内涵是丰富而复杂的,运用得不好会带来空洞化的结果。综览茅盾一以贯之的人生态度与人生方式、文艺观与文艺创作的实际情况,认为文化政治取向是贴切的,茅盾在阶级意识与审美意识之间,往往有所徘徊,其文化内核倒是实实在在,不可忽视。如果看看他的生平,我们就会发现,在二、三十年代,他是党员,可是一直像个民主人士在党外活动;虽然不断创作小说,但创作的手法多样、各色人物都有,不像一个纯粹的与政治挂钩的小说家。以一个多层面的文化人来衡量他,应该是准确的判断。

一、从矛盾的文学活动看他的文化政治取向

茅盾通过发起文学研究会,充当文学批评家,改变当时文坛风气来跻身文坛。他并非是为了倾吐满心荡漾的诗情而来叩敲文学之门的,他似乎更多是想来策动一场文学运动,也许是有意无意地引导新文学去充当社会革命的直接动力。他一上场就挂出“为人生”的旗帜,在很大程度上是审美的,或者说是亚政治化的。在当时茅盾的心目中,写文学论文和从事文艺活动本来就是互相联系的事情,都同样能够满足他通过文艺改造社会的内心热忱。茅盾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理论家,对“为人生”的文学原则作出了比其他人都更为充分的论述。从他1921年写的《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经1922年写的《文学与政治社会》,到1925年写的《论无产阶级艺术》,可以看到,他是逐渐推动文学向进步的社会潮流靠拢的。从他1928年《从牯岭到东京》,到1932年底作《我们这文坛》诸文,又可以看到,他与鲁迅并肩而立,不遗余力地扭转那股把文学等同于政治宣传的“左”倾潮流,使之回归到中国社会的坚实大地上。正是由于他把“五四”时期即已形成的文学与生活关系的理解和执着追求,与三十年代日益明晰化的社会阶级意识相结合,以其具有卓越表现力的文笔在中国大地上辛勤耕耘,创作了一批现实主义的一流小说。

1927年国民党右派的血腥“清党”,使茅盾于当年夏天逃离炎热而又紧张的武汉,只身一人上了庐山。政治上的挫折使他深感沮丧,悲愤于那些血腥的屠杀,更困惑于革命阵营内部的动摇、攻讦和溃散。他震惊于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竟那样轻易就被摧毁,更没想到南京暴动会那样迅速地归于失败。这一切促使他对政治抱有一定的距离。1927年8月茅盾到达上海,过着半隐居的生活,身居小楼,足不出户,痛苦地思索着社会变革中知识青年的生死沉浮,遂成中篇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

二、从矛盾的文学作品看他的文化政治取向

《蚀》是时代痛苦的结晶。茅盾说:“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出微光,于是我开始创作了。”在这个三部曲中,作者把心血和胆汁调拌在一起,痛苦地反思着,而且真诚地记录着一批“可爱、可同情”的青年如何在旋兴旋落,急进急逆的大革命浪潮中被扑打得天旋地转、六神无主,而这场轰轰烈烈的又如何在偷天换日的鬼蜮伎俩中被淹没在令人心惊肉跳的血泊里。他包含丰富的社会情绪体验,文笔时时激昂奋发,时时缠绵幽怨,诉说着作家的内心郁闷。

《幻灭》中的静女士是一个天真的梦想家,看到女校风潮中的同伴陷入交际、恋爱的泥泞,失望之余来到上海,惟求“静心读书”。由乡回泸的旧同学慧女士曾受骗失身,性格变得泼辣狷傲,对男子采取玩弄报复的恋爱哲学。静女士对这种恋爱哲学不愿苟同,对男同学抱素的热烈追求,保持少女的矜持态度,从而获得“石美人”的称号。她无非是不愿失去那个重新构筑起来的“静心读书”的梦,因此,对于“两性关系,一向是躲在庄严、圣洁、温柔的锦幛后面,绝不曾挑开这锦幛的一角”。但,这个梦毕竟又失去了。在慧女士“玩弄”了抱素,拂袖而去之后,静女士反而对抱素同情起来,并且“一大半由于本能的驱使,和好奇心的催迫”,轻易地委身于抱素。动乱使沉渣泛起,动乱也往往造成恋爱理想的迷失。

静女士随即发现抱素是一个轻薄的女性猎逐者,一个受着什么“帅座”的津贴的暗探,她的恋爱梦在泛起的沉滓申迷失了。于是她躲在医院,以谋心境的宁静,而在那里患了猩红热。其后,她受北伐革命胜利的召唤,奔赴汉口,满心向往着那里的“新生活———热烈,光明,动的生活”。她又构筑了更加庄严的梦,“满心想在‘社会服务’上得到应得的安慰,享受应享受的生活乐趣了”。但是革命并不是梦,她半年间倍尝了人生的矛盾,那班同事简直把恋爱当饭吃,是新式的、新形式的色中饿鬼。这使她感到苦闷彷徨。于是她到伤兵医院当看护,并爱上少年连长强猛,一同到庐山度蜜月,在世外的牯岭中“第一次尝得了好梦似的甜蜜生活”。但是强连长不久奉召归队,静女士只好发出这样的叹息:“我简直是作了一场大梦!一场太快乐的梦,现在梦醒,依然是你和我。”静女士是一个初步具有个性解放思想而又未失东方女性的恬静品性的女子,她的人生追求的屡趋“幻灭”,既包含着大革命风潮对东方恬静境界的挑战,也包含着恶浊社会所泛起的渣滓对个性解放追求者的磨难。这种时代阵痛形成的磨难和挑战,加剧了女主人公的性格变态,增浓了脆弱的知识青年心灵的悲剧色彩。

《动摇》以小见大,以一个小小县城的政洛风云变幻,笼括整个北伐革命运动主体的内在危机:一方面是以胡国光为代表的假革命的鱼目混珠,翻云覆雨;另一方面是以方罗兰为代表的武汉革命政府的所谓“左派”软弱摇摆,养虎遗患。它宛若寓言一般明晰地告诉人们:北伐战争这座革命的丰碑如何在这两股合力之间倾斜和倒塌的。与《动摇》不同,《追求》则是通过一班知识青年求静得烦,求福得祸、求生得死的无头苍蝇式的追求,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弥漫于都市上空的“幻灭悲哀,向善的焦灼,和琢废的冲动”,反映了某种“中国式的世纪末的苦恼”。

“蚀三部曲”表现出作者敏感的为人生的社会情绪敏感。1928年7月茅盾东渡日本前后,又作《创造》、《自杀》、《一个女性》、《诗与散文》、《昙》等诸短篇,继续在“恋爱的外衣下”探索时代蜕变期知识青年的苦闷悲伤,以及寻找出路的迷乱心灵。他耳闻目睹对《蚀》的毁誉之声,进一步探索“新写实派”的创作方向,借对叶圣陶长篇小说《倪焕之》的评论来暗示自己的价值尺度。其中,最为强调的是创作的“时代性”,他把它作为衡量“新写实派”的准尺,他说:“所谓时代性,我认为,在表现了时代空气而外,还应该有两个意义:一是时代给予人们以怎样的影响,二是人们的集团活力又怎样地将时代推进了新方向,换言之,即是怎样的催促历史进入了必然的新时代,再换一句话,即是怎样地由于人们的集团的活动而及早实现了历史的必然。在这样的意义下,方是现代的新写实派文学所要表现的时代性!”正是在追求吻合时代潮流、关注社会问题的理论指引下,茅盾形成了着重一种文化政治的审美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