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法教育文化政治价值

作者：叶隽

李石曾的基本定位，亦在于作为教育活动家的政治人。一方面，他既为国民党元老、又是晚清高阳相国李鸿藻之公子，无论新旧，政治资本均甚雄厚；另一方面他以在教育/文化场域的活动为标的，而其主要方式则为“留法教育”[1]的推动。而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对中国革命思想的最根本贡献则在于其“教育普及”的思想，且在他们所采取的各种革命措施中，“教育”亦为最基本的手段[2]。在我看来，这种以教育为革命的思路，非常具有特征性地表现为李石曾一力推动的“留法教育”方式。

针对吴稚晖认为“教育事业无济目前”[3]的意见，李石曾强调“然舍教育更无他法”，他将所从事之工作分为政治、教育二途，认为政治“吾人既不能为，只好听他人为，而我则专力于教育亦无不可”[4]。关于他在本土教育语境中的事功，诸如中法大学的创办运营、北平大学区制的尝试、作为北大教授的贡献等等，自毋庸赘言；但在我看来，李石曾的特殊意义，更在于对留学教育的范式创新上，具体而言，则为留法教育的开创功勋。李石曾对中国的留法教育是有着整体思考和建构性思维的，他曾明确提出过要建设“中国留法师范学校”的构想，其具体思路在于：法国学风虽较好，然必更从而组织之，方能得最多之结果，否则来法留学者，或为自利之实业家，或为无宗旨之新学家，其将来发生于国内之效力必鲜，或且背驰。弟以为可由先生及蔡汪诸先生（学问道德为国人所信仰）组织留法师范学校，养成教授，遍布于南洋与内地。必有此机关，方能望新学风深入于国内而不摇，弟以为无论何事，皆无此种力量之坚强也。[5]不过这一构思或许过早于时代，事实上并无实现的可能。但由“留法俭学会”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展开[6]，倒确实有一种内在的逻辑脉络在，值得细加辨析。考虑到学界对后者已充分关注，此处主要从留法俭学会的角度略加梳理与申论。李石曾并不是一个纯正的学者，作为身与暴力革命，并与汪精卫共同组织京津同盟会、参与谋刺清末重臣的人物，他在民元之际，既不做官，亦不退隐。一转身却搞起了“留法俭学会”，初看费人揣摩。

可通过我们以上分析，即可洞穿其经由法国文化熏陶滋养之后所形成的独特之“文化浪漫”情结与理念，也就是通过其诸种资本皆备的在野身份，实现自家的理想情怀。这种思路，至今看来，仍会觉得有些“匪夷所思”，通过个体与民间的力量如何可能实现这样浩大的国际性教育交流工程？但李石曾等人的尝试与勇气，真地让我们感觉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可能。日后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其涉及地域之广、提供机会之多、产生人才之众、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之深，倒真地是无与伦比。当然，那种政治史的“无心插柳”效应，是作为始作俑者的李石曾等人始料未及的。可在李石曾，其对留法教育活动的整体操作与实践，并非只是心血来潮（当然不排除有时的“灵机一动”）而没有一条可以贯穿的红线。

由自家的留学经验而掀起一轮新的留学潮流，并非自李石曾始，容闳从自家毕业于耶鲁到推动留美幼童的实践就是最好的先驱与榜样[7]。可做到李石曾这样大的规模和影响的，即便是容闳，恐怕也是自愧不如。这不仅因为自身的政治/文化资本的差异，乃至生性的先天有别，也还因为容、李二人因其留学国度不一、思想形成过程有相当之距离。表现在李石曾身上，主要是在留法时代与法国思想（尤其是与无政府主义思潮及相关人物）的接触、新世纪时代逐渐形成的自家理念。当初他们办《新世纪》，其思路就在“以教育为革命”[8]。这一理想，实际上在他们的日后实践之中，尤其是李石曾的活动中，充分表现出来。既强调“社会革命”，又关注“以教育为革命”，这就必然推出将“教育问题”作为“社会革命”的核心内容。对李石曾而言，教育又具有极为特殊和重要的含义：“教育之为言广矣。凡人生发展之事事物物，无一不与之密切相关，故谓教育为人类与社会之（金庐）铸可也。”[9]所以，教育对人类和社会发展而言是具有根本性决定意义的。具体言之，李石曾因自身的留法经历，故特别注重留法教育的推广与应用。他编译《法兰西教育》一书，特别强调“趋重法兰西教育之理由”称：“吾常研究关于教育之问题，见中国多宜采取法国教育之旨。吾人留学亦以赴法为较宜。”然后他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两个方面论证法国的优势，前者强调“泰西各国于体育智育均可得比较上之满足，若德育则往往乖谬，惟法国教育，能脱于神君之迷信”；后者强调“发明新理之毅力，与各类学问之博通，均以法人为最著”。应该说，李石曾在1912年之时，即着手措办留法俭学会，借助时任教育总长的挚友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使其迅即落实办公地点与操作程序。再加他的人脉、理想与勤奋，终于使这项事业有了相当坚实的基础。以留法预备学校为基地，开始他的个性鲜明的“教育事业”。这段时间很有趣，一方面是袁世凯大肆耍弄政客手段，将革命派玩弄于股掌之上，使得南京临时政府被迫同意其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另一方面是蔡元培、孙中山、吴稚晖等相继入京，与李石曾有密切之交流。当初已辞驻法公使之任，年纪初过而立的李石曾，进京本就不是有所专任（他与蔡元培、汪精卫等不一样，不是迎袁专使团成员）。当蔡元培在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职上奔波为难之际，当吴稚晖只为筹备全国读音统一会而入京之际，当孙中山就任筹划全国铁路总办之际[10]，李石曾也选择了自家介入现代中国建设的方式，这就是发挥自家所长以推动留法教育的蓬勃展开。李石曾甚至与孙中山相约，一者筹划全国铁路畅通，一者筹划全国教育文化增长。在他们想来，一旦交通教育各有成就，则国家之富强必计日可待也[11]。从这样的思路去分析，则李石曾推动留法教育活动并非仅仅是就留法而论留法，而有其特定的文化政治意义，这其实也正是他文化浪漫主义的特色所在。一方面由于自家的留法背景，敢于在无人先行的道路上独自尝试；另一方面毕竟是政治世家出身，对政治有一种天生的敏感与独到的把握。事实证明，逐步推进式地推动留法教育的开展，乃是李石曾介入现代中国文化/社会场域，并产生伟大的现代史意义的重要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