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历史文学建设研究

本文作者：吴秀明 黄健 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

茅盾的现实主义历史文学观是20世纪历史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它并未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至今，在各类期刊上发表的有关茅盾历史文学方面的文章只有8篇，而研究茅盾其他的（主要是小说创作）竟多达1800篇，这两个数字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和对比；且在已有的茅盾历史文学研究成果中，能系统性地对其理论进行阐释的更是凤毛麟角。而事实上，茅盾在历史文学艺术实践方面也许成就比较一般，但在理论研究上却作出了甚于鲁迅、郭沫若的重要贡献。他的历史文学理论不仅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普遍的概括力，而且也为构建现代历史文学理论作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贡献。现今学术界和创作界有关历史文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艺术规律、概念定义，其中有不少就源出于茅盾的著述特别是其代表作《关于历史和历史剧》。大量事实表明：在20世纪的历史文学理论研究中，茅盾是无法绕过去的巨大存在。缺少了对他的理论的探讨和总结，后人的反思与突破将很难实现。

一、体系性：确立一个不可忽略的坐标

探讨茅盾的历史文学理论，首先不能不谈20世纪历史文学理论的总体状况。这是我们观照和把握茅盾的一个视点。也只有在这样一个宏观的大背景角度契入，茅盾的历史文学理论才能彰显出卓尔不凡的重要意义，我们才有可能对他在这方面的学术贡献做出较为准确客观的评价。众所周知，历史文学在中国源远流长。如果将《左传》视为历史文学的源头，那么，它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也许是此种文体的特别复杂，也许是国人过于感性的思维方式的缘故，历史文学一直未曾建立起自己恰当的理论体系。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西方文化思想、时代环境和新的创作实践的影响，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从各个方面关注和重视历史文学理论建设问题。这种关注和重视，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是在40年代，《戏剧春秋》杂志社在桂林举办了历史剧问题座谈会。茅盾、柳亚子、田汉、蔡楚生、胡风等十几位理论家就历史剧的真实与虚构、“古为今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它第一次以会议的形式组织了众多的名家，较为集中地讨论了“五四”以来历史剧的创作经验和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开启了现代历史文学理论构建的先声；其中诸家对历史真实等问题的见解，即使在今天也相当使人警醒。

二是在50年代，主要围绕《新大名府》《新天河配》等新编历史剧、神话剧展开讨论。综观此次争论，一些本属文学或学术问题被不适当地政治化了，这就使许多极富意味的问题不能得以展开，而最终只能草草收场。

三是在60年代，以郭沫若的《蔡文姬》为先声，以吴晗的《谈历史剧》为聚焦，以《胆剑篇》《甲午海战》等作为具体文本，何其芳、李希凡、王子野、朱寨乃至吴晗、齐燕铭、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众多专家学者，就历史与文学的关系、细节真实与本质真实、历史剧的现代化、历史剧的命名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参加人数之众多、讨论之深入，都大大超过了以往。这是20世纪历史文学发展史上最具学术水平和品格的一次讨论。不少纷繁复杂、歧义叠出的理论问题，通过这次讨论也程度不同地得到了解蔽，甚至获得了共识（如历史文学真实性中的有关“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统一”的观点）。

在上述三次讨论中，茅盾仅参加了第三次讨论，且只发表了一篇文章，即连载于《文学评论》1961第5、6期上的《关于历史和历史剧》这篇九万字的长文。但由于借鉴吸纳了前人及现代众多学者有关历史文学的研究成果，加之视野开阔，学养深厚，又融入了自己长期以来有关这方面的思考，因而，显得内涵丰沛，带有总结性的意义。它标志着我国的历史文学理论从原先零碎松散的经验表述上升为较系统严谨的推理论证。茅盾这篇长文与众不同之处，则在于他将原有较为感性而又零散的问题理性化、系统化了，并以此为基础初步构建了一套现代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茅盾的这套理论，内涵相当丰富。如果剔除其个别不论，就其主体和本质而言，我们以为可作如下概括：这就是建立在历史文学独特的审美属性基础上的“历史观”、“今用说”、“真实论”、“虚构说”。这四个板块或曰子系统，它们在现实主义理论统领下彼此之间既相对独立、各具功能，合在一起又遂成一个互为关联的系统，相当完整地表达了茅盾对历史文学“是什么”、“怎么样”、“应该怎样”等有关问题的现实主义式的深刻思考。如果说“历史观”、“今用说”、“虚构说”是他主体理论的精神内核、生命动力和审美价值的话，那么“真实论”便是支撑其整体构架的阿基米德点。他较之鲁迅、郭沫若等其他不少理论家，往往更强调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强调史实的本源意义，对历史文学的外部关系和外在描写方面，如古代具体的生活环境、阶级关系、意识形态、世俗民情等，都给予了足够重视。

在中外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历史文学研究向来是一个弱项。大多数的研究都是一些随机性的颖悟，少有真正的具有理论品位的体系性的构建。包括擅长理论体系性建构并在这方面作出较大贡献的黑格尔、别林斯基、卢卡契，也不能完全幸免。他们或由于心力和积累所致，对历史文学只是点到为止，其理论的虚蹈和泛化是显而易见的；或因为简单和僵硬的思维局限，在具体阐述时过于偏向时代社会政治，造成理论不应有的概念和单调。相比之下，茅盾的成就就显得益发难能可贵。他的体系性的构建和构建的体系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嬗变后已逐步走向理性和成熟，而开始具备了现代性的品格。这也可看做是茅盾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文学的一个贡献。

二、历史观：对人民主体性的开拓

历史观是指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及总的看法，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在历史文学理论研究中，历史观实际上反映了研究主体的价值观、社会主流话语的权力指向等。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意识形态及理论体系中，历史观也呈现出不同的内涵。而就20世纪历史文学研究来说，大致可分为“人的历史观”和“人民的历史观”两种。茅盾属于后者，他的观念取向突出表现在对于人民主体性的认同和赞肯上，重视他们群体的、阶级的、共同的历史内涵及其巨大的影响力。它十分契合毛泽东有关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带有明显的理性、理想化的特点。大家知道，我国传统历史文学的主体或主角多为帝王将相。而茅盾基于对历史动力、历史本质的认识和理解，则提出了人民是历史主体的命题。在《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中，他就是据此肯定了60年代初创作的许多卧薪尝胆剧本，并把它当做比旧剧“高出了不知多少倍”的重要的“优点”之一。认为它们尽管存在一些简单粗糙、生硬笨拙乃至人为拔高的问题，但毕竟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突出描写了人民的力量”，3揭示了历史的本质，体现了现代历史文学应有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