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历史文学论文
本文作者：宋德发 张铁夫 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普希金写下了大量现实题材杰作,还创作了不少历史文学作品,包括诗歌《皇村回忆》(1814)、《英明的奥列格之歌》(1822)、《斯坦司》(1826)、《奥列格的盾》(1829)、《给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卡拉姆津娜的颂歌》(1827)、《波尔塔瓦》(1828-1829)、《铜骑士》(1833)、《彼得一世的盛宴》(1835);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历史小说《彼得大帝的黑人》(1827,未完成)、《戈留欣诺村史》(1830)、《上尉的女儿》(1836)等。历史文学都有一个“时代向度”,即通过讲述“历史”来关照现实。正像克罗齐所言:“只有一种对现在生活的兴趣才能推动人去考察过去的事实。因为这个缘故,这种过去的事实并不是为了满足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为了满足一种现在的兴趣,只要它一经和现在生活的兴趣结合起来就是如此。”[1]334那么,普希金的历史文学具有怎样的时代向度呢?我们不妨从四个方面来探讨。
一、称颂历史上的伟大帝王,发掘俄罗斯的历史精神,讽喻或鞭策现实的帝王
早在1818年,普希金就向世人宣布:“我这只平凡而高贵的竖琴,/从不为人间的上帝捧场,/一种对自由的自豪感使我/从不曾为权势烧过香。/我只学着颂扬自由,/为自由奉献我的诗篇,/我生来不为用羞怯的缪斯/去取媚沙皇的欢心。”[2]252可是在他后来的历史文学创作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奥列格、伊凡四世、鲍里斯•戈都诺夫、彼得大帝、保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等人的“身影”,也看到了他对某些帝王的“捧扬”。如何解释这种“言行不一”、“前后矛盾”的现象呢?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这些帝王属于历史人物,并不是现实中的沙皇,所以,贬抑他们不等于对他们有偏见,称颂他们也不等于是“取媚沙皇的欢心”。其次,普希金是站在历史大势的角度来评判他们的,因此对他们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在俄国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有些帝王固然有种种的局限,但不能抹杀他们在“历史”上所做的贡献。第三,对他们的描绘和评判是在为现实中的帝王竖一面镜子。称颂彼得大帝的诗歌《斯坦司》(1826)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普希金以史为鉴的思想。诗歌用大部分篇章表达了对彼得大帝的崇敬之情:“他以真理打动了人心,/他以学术醇化了风习”;“他用独断专行的手,/勇敢地撒播着文明”;他“时而是院士,时而是英雄,/时而是航海家,时而是木工,/他以一颗包罗万象的心,/永远充当皇位上的劳工”[3]91-92。
在普希金看来,彼得大帝“他一个人就是一整部历史”[4]。发掘和张扬以他为代表的俄罗斯历史精神,不仅表达了对历史的尊重,更表达出对现实帝王尼古拉一世的讽喻和鞭策:“请以宗室的近似而自豪吧,/请在各方面都像祖先那样:/像他那样勤奋而又坚定,/也像他,能给人以善良的印象。”[3]92普希金希望尼古拉一世能像彼得大帝一样,做一个有能力、有作为、有志向的开明君主。但是他后来发现,这不过是妄想而已,因为尼古拉一世“身上有很多准尉的东西,而彼得大帝式的东西并不多”[5]。普希金对尼古拉一世失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和彼得大帝相比,尼古拉一世确实逊色很多。前者开创了俄国“启蒙的真正的春天”,而后者在镇压十二月党人的血腥中即位后,完全丢掉了前期的某些自由主义的面具,实行公开的思想文化压制,他的高压统治使俄罗斯社会生活进入漫长的“冰冷的冬天”。其次,随着俄罗斯思想的觉醒,知识分子对俄罗斯和俄罗斯帝王的期待值也随着增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封建专制制度具有必然性和进步性,但从现实和未来的角度看,觉醒的知识分子已经难以容忍。而尼古拉一世恰恰继续采取高压政策巩固他的强权。再次,尼古拉一世对普希金本人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不仅剥夺过他的自由,还羞辱过他的人格。这也让普希金看清了他的真实面目。最后,常人贵远贱近,尤其当现实充满无法解决的矛盾时,更容易将过去当作精神的家园,因此,赞美甚至美化过去的帝王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鲍里斯•戈都诺夫》中,普希金借助修史官皮敏之口表达了对沙皇费奥多尔(1584~1598)的好感:“上帝喜爱皇帝的温顺,/在他生前,俄罗斯一直四海安宁,/非常太平。”[6]一般的史学家都认为伊凡雷帝和费奥多尔是典型的“虎父犬子”,与创立了丰功伟业的父亲相比,费奥多尔是一个低能的皇帝。可是,有时候“低能”也是一种优点,至少“低能”者性格温顺、无欲无求,不好大喜功、不劳民伤财,这种天然的“无为而治”反倒给国家带来了安宁和太平。对无能皇帝的怀念暗含着对鲍里斯•戈都诺夫的讽刺。鲍里斯•戈都诺夫是一个有能力、有作为的皇帝,但是俄罗斯的“混乱时代”也是从他开始的。对无能皇帝的欣赏也隐喻了对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镇压十二月党人、加强专制统治等某些“有为”行为的嘲讽。当然,“祖先”留下的不只有需要学习的经验,还有需要避免的教训。《鲍里斯•戈都诺夫》就是影射亚历山大一世的登位方式和登位后的表现,警示他不要重蹈鲍里斯•戈都诺夫的覆辙。普希金在1827年《致〈莫斯科通报〉出版人的信》中说:“您想知道还有什么妨碍我发表自己的悲剧吗?就是其中有些地方使人联想到影射、暗示、allu-sions(讽喻)。”[7]
这里的“有些地方”包括三点:一是指鲍里斯•戈都诺夫弑君的情节,使人联想起亚历山大一世也是踏着保罗一世的尸体登上皇位的;二是指百姓在莫斯科红场隆礼台上高呼“杀死戈都诺夫家族”的场面,暗示亚历山大一世如果继续实行专制暴政的话,也不会有好下场;三是指鲍里斯•戈都诺夫常常锁在寝宫里和魔法师、巫公子、打卦佬一起算命卜卦,讽喻亚历山大一世不务正业,和修士大司祭福季、都主教谢拉菲姆等过往甚密。普希金对亚历山大一世经过了从希望到失望的转变。亚历山大一世即位伊始,实行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改革,小部分地解放了农民,并出台了斯彼兰斯基政治改革方案。1812年的卫国战争,以及随后俄国对法国战争的胜利也增加了普希金对亚历山大一世的好感。当俄国的军队从巴黎凯旋时,俄国似乎成了欧洲的解放者,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然而,归国后的军人们很快发现,自己的祖国依然是备受奴役的国家。普希金也终于看穿了他的伪自由主义真面目,对他从此失去了信任。1818年,亚历山大一世在华沙召开的波兰会议上许诺在俄国制定一部宪法,普希金把此种允诺讽刺为大人哄小孩子玩的“童话”:“孩子在小床上高兴地/跳了又跳:/‘难道这是真事?/难道这不是玩笑?’/母亲对他说:‘合上你的小眼睛,睡吧,宝宝;/你已经听完了你的父皇/给你讲的这一篇童话,/到时候了,你正该睡觉。’”[2]255-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