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价值评析

本文作者：陈建新 张玲燕 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角度看，“十七年”传统历史题材文学创作或简称为历史文学创作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和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学，作品数量少，影响也不能和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文学创作相比。但是，在“十七年”时期还是出现了一批足可以载入史册的优秀历史文学作品，它们继承了鲁迅开创的中国现代历史文学新范式，虽然受到激进政治的压抑，但作家的主体意识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在作品中顽强表现出来，从而使这一时期的传统历史文学叙事在与激进政治的矛盾冲突中充满了艺术的张力，并为“文革”后的中国历史文学创作的高潮奠定了基础。如何准确、充分地评价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学创作，这是当代文学研究者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1“十七年”历史文学创作数量并不多，主要是戏剧和小说，它们在主题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符合激进政治的要求，在“古为今用”的口号下为现实政治服务，或通过对历史上有为的政治家的歌颂来礼赞新政权和革命领袖，或采取直接讲述历史上的农民造反故事来表达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颂扬。前者当推郭沫若的《蔡文姬》和《武则天》为代表，后者以姚雪垠的《李自成》影响最大。另一类则是在激进政治允许的情况下，表达知识分子的内心诉求。这一类作品也可再分成两类，第一类作品展示了作者积极入世的态度，他们笔下的历史人物，或为民请命，或与恶劣势力作顽强的斗争，戏剧《关汉卿》、《谢瑶环》和《海瑞罢官》，小说《西门豹的遭遇》、《海瑞之死》等可做代表；第二类作品则曲折表达了知识分子在恶劣的文化环境中萌生的洁身自好的情愫，《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杜子美还家》和《白发生黑丝》当为其中的佼佼者。当然这样的分类只有相对的意义。

因为我们在后一类文学作品中，还是能够看到作家对社会的曲折批评。历史文学从本质上说，是当代人对历史的现代阐释。建国后，主流意识形态非常重视对历史的重新阐释，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重新阐释历史，并把这种新的阐释用文学的形式传输给人民大众，从而影响大众对历史的认知。第一，大力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并把肯定农民起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占领中国史学领域的基本要求。任何别的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理解和阐释，都坚决排除之。并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改造知识分子，统一知识分子思想。第二，大张旗鼓地开展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建国后文艺界第一次思想斗争，是1951年开展的针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场运动的要害，就是要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统一思想，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取代形形色色的旧的史学观。第三，在文学创作上主张厚今薄古，提倡“大写十三年”，提倡塑造工农兵文学形象，反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文艺舞台。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写信赞扬延安平剧团的《逼上梁山》让农民造反英雄和底层百姓成了文艺舞台的主人公。60年代京剧革命的主题，仍然是大力塑造工农兵底层百姓形象。60年代初，由于党的文艺政策的短暂宽松，曾引发了传统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短暂的井喷期，但随着1963年和1964年毛泽东两个对文学艺术的批示，随着“阶级斗争”的锣鼓声越敲越响，随着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传统历史小说创作成了昙花一现的现象，很快陷入低谷。

应该说，“十七年”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对历史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卓有成效的，这不仅体现在这一领域中传统历史小说衰微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繁荣，而且，作家们在进行传统历史题材小说创作时，都自觉地以新的历史观作为自己的创作指导思想。姚雪垠在“文革”刚结束时说：“伟大祖国的解放诞生了新的历史时代，给我这个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思想改造的条件，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机会。随着我在新的条件下不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对接触过的历史资料获得了新的认识，从而形成了《李自成》的主题思想。”“我在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中泡了半辈子，所走的道路是资产阶级的文艺道路。倘若用我原来的思想感情和遵循原来的写作道路去写农民革命战争小说，必然是南辕北辙。要用艺术笔墨拥护什么，歌颂什么，批判什么，揭露什么，必须先在我的思想感情中大破大立。”（1）意识形态的约束内化为作家的自觉行为，这在“十七年”文学中是一个普遍现象。

2余英时在讨论公共知识分子定义时说：“美国已故的著名史学家霍夫斯塔德(Ri-chardHofstadter)认为现代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固然与他们的专业知识或技术知识是分不开的，但另一方面仅仅具有专业或技术知识却并不足以享有(上述特殊意义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1)的称号。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律师，或报刊编辑在执行他的专业任务时，他只能算是一个‘脑力工作者’。换句话说，他是以他的专业知识来换取生活的资料，而他所做的也都是他的职业本分以内的工作。如果他同时还要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那么他便必须在职业本分以外有更上一层楼的表现。其实，相对于大多数技术知识分子来说，作家更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特点。因为作家的写作需要他们关注整个社会，严肃的写作活动也要求作家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中国当代作家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所以他们更应该而且能够代表“社会的良心”。要强调的是，就“十七年”时期来说，与一般作家相比，历史文学作家的这一特性更为突出。这是因为，历史文学创作对作者有特殊的要求，即作者必须具有相当高的史识。史识包括丰富的历史知识以及对所描写的历史对象的理解和把握。文学创作本来是一种感性的创造，犹如严羽所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2）

但对于历史文学创作来说，书本知识的作用却是至关重要的。创作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需要的是对生活的感受、体验和认知，即便是“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也如此（“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实际上并非传统意义的历史小说，因为作品所描写的这段历史，作者都是亲历的，无需传统历史小说创作所必需的广泛阅读相关历史书籍这一环节）。所以，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作者一般都来自革命斗争的基层，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开始创作小说时，文化水平并不高，甚至有高玉宝这样从部队扫盲班出来的作者。相反，要创作传统历史文学作品，在历史材料的搜集上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据姚雪垠自述，他为写《李自成》，从40年代就开始搜集有关材料，卡片做了好几箱。陈翔鹤也早在30年代就开始构思他的以12位古代文化名人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搜集和阅读了相当多的相关历史材料。“十七年”历史文学作家如郭沫若、田汉、曹禺、陈翔鹤、冯至、徐懋庸、吴晗、孟超、师陀、黄秋耘、姚雪垠，都是建国前成名的作家和学者。如果说，作家因为天生的敏感和不安分，常常会对现实提出批评甚至否定的意见，那么，从事于历史文学创作的作家，因为其具有的这种更知识分子化的气质，他们的批评与否定会更激烈。因此，我们能够在对这一时期历史文学作品的考察中，感受到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的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