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时代文学思想的转变

作者：胡叶妮 单位：安庆师范学院

武则天，是我国唯一一位女皇帝，她不仅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男权一统天下的观念，在政治上更有一番作为，上承唐代“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而且她“通文史”，文学造诣深厚，不仅自己创作诗歌，还“通过奖拔文士，改革科举，鼓励创作，编撰类书等方式，大大激发了人们投身文学的积极性，同时也为盛唐乃至以后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文学是时代的反映，可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时代的变化影响创作主体、审美主体的心理状态。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主张“尚文、尚用”，[2]追求内容的宏大，“气势”的恢弘；同时在其中也不乏崇尚自然的文学倾向，一改唐代早期诗歌的绮靡文风，主张文质并重；与此同时，一些新兴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相继出现并兴起。这些文学思想的变化都与武则天自身的文学观、当时武则天制定的政治政策对文学的指导作用以及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规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试从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入手，简要探讨武则天时期文学思想的变化原因、表现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一、“尚文、尚用”的思想

武则天作为男权统治政权中唯一出现的女皇帝，面对李氏王朝名门士族的斗争，她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为了降低士族威望，改变士族的堕落习性，提高中下层人士的政治地位，她建立以文章取士的制度，改革科举制度，这既是武则天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举措，也是科举制度的一次自我完善的过程。提高了进士科的录取人数，进士科的考试注重考查应试者的文学创作才华，尤其是文章的文采。“唐代文学的发展，诗、赋、传奇小说的繁荣与进士科重视文章辞采紧密相连，书法的繁荣也与以书取士有关。”[3]武则天也十分重视制科的考试，无论是次数还是规模上都远远高于唐朝的其他皇帝。还开创了武举，对于一些有特殊才能的人也予以纳用，这体现了唐朝君王开明的政治思想。还完善考试制度，实行糊名考试的方法，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寒门学子入仕的渠道，也促进了当时的文人积极创作。开明的文学思想使得文人“性疏旷”，创作风格不拘一格，自己独有的文学性情得到了陶冶，最终产生了像李白这样具有浪漫主义的诗歌天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有一定的继承关系。这一时期的文学观念与唐朝前期的思想一样，反对绮靡的文风，但同时统治者精通文学，不否定文学的艺术性，仍然在诗歌创作时鼓励文采，主张文质并重，这是对前朝崇文思想的继承。“《唐诗纪事》卷十一记载武后评诗一事足以说明问题，‘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拜赐。坐未安，之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锦袍之衣’。这就是有名的‘锦袍赐诗’事件。其中对诗歌形式的重视显然属于文笔之说中重视美感的‘文’，而非‘笔’。”[2]虽然这一时期武则天推崇以文章、诗赋取士，但是在“尚文”的同时其实更多的是在“尚用”。毕竟一个女性统治整个江山，首先是要以巩固作为前提的。“在各类典籍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她科举试诗赋的记载；翻检《文苑英华》，武则天统治时期的省试诗也不见载录。”[4]其实与进士科相比，武则天更注重制科的考试，考察对当时时政、政策制定的建议。与“以诗赋取士”相比，“试‘策’属于‘以言取士’”，[4]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唐代的科举策文一出现，就站在六朝骈文艺术成就的巅峰，讲究骈俪、辞藻、对偶，倾向于录取文辞华美之文”。[4]而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的科举制策文，不再是以太宗、高宗朝以考察知识性的策问面貌出现，而是触及到许多核心的现实政治问题。相应的，策文的评价标准，也从重文辞转变为重识见、重才干”，[4]否定了“浮文俪藻”之风，也“包含对科举‘尚文’之风进行纠正的意图”。[4]这对于盛唐时期崇尚风骨、追求自然之美的文学思想倾向有一定的引导意义。“尚用”的文学观直接导致了大批文人的聚集、文人团体的形成，尤其是“北门学士”、“珠英学士”、“文章四友”。文人团体的兴起不仅有利于文学的创作、文学思想的传播，也有利于文学流派的形成，但随之而形成的派别之争会给政治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尚文”是还原文学的本质，去文学功利化；而“尚用”是在强调文学的功用，看似矛盾的两者，其实绝非如此，“尚文”是为了更好地“尚用”。武则天兼有“尚文、尚用”的倾向，在重文采与重才干间寻求一种平衡，不偏废其一，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科举制度对文学推动作用的有力证据。

二、气象宏大与崇尚自然的审美追求———以武则天的个人创作为例

武则天擅长文学，自己也积极进行诗歌创作，她个人的文学观、文学成就也影响了一代文人的创作。“从武则天现存诗歌来看，其诗歌古质典雅、清新明快，颇具帝王气象”。[5]她创作的诗歌题材分为“颂”诗、山水诗、爱情诗，其中“颂”诗比重最大，共39首。《诗经》分为“风、雅、颂”，其中的“颂”指的就是在祭祀时用的祭文，通常采用四言诗的体式。“这种形式到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些衰落了，到了武后朝，这种‘颂’体又被采用。这种堆砌辞藻、呆板富丽的颂体诗形式上的意义自然是大于思想内容价值的”。[6]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表明自己的帝王气概。“颂”的表现手法往往是“铺陈其事”，“使诗歌显得整齐匀称、有气势，而这种形式正好与武则天追求宏丽的气魄相合拍”。[6]“如《曳鼎歌》，全篇充满了对先王的歌颂与崇拜，也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出武则天雄伟的志向与气魄”。[6]这种“颂”诗的大量创作以及武则天追求宏大的气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文人，这正是初唐文学追求情思浓郁与气势壮大的文学思想倾向的有力证明，更是影响了盛唐文学崇尚壮丽宏伟的时代风尚。“诗歌由初唐走向盛唐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诗境的开阔和气象的宏大，这与武则天时期造成的审美时尚是有关的”。[6]而在追求内容宏大、“气势”恢宏的同时，武则天也崇尚自然，无论是自己创作的山水诗，还是鼓励文人创作方面都在积极倡导“崇尚自然”的审美追求，扭转了诗风。“武则天执政时期宫廷诗内容方面还有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吟咏山水风光成为宫廷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6]“‘石淙会饮’就是武则天带领文士走出宫廷，亲近自然，感受自然之美的印证”。[2]“如果说，太宗时代的宫廷诗重在以惯例与程式写宫廷题材，那么，武后时代的宫廷诗则重在以真情与骨力写宫廷题材”。[6]虽然仍属于宫廷附和诗的题材，但涉及的对象开始关注山水，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诗歌的创作内容，“给卢骆王杨彻底地改变齐梁诗风对初唐诗坛的影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6]也是对盛唐时期山水诗的兴盛做了一定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