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文学的主体诉求与文化姿态

作者：程志军 单位：广西教育学院中文系

“构成‘寻根派’小说的价值范畴，主要是传统与现实的冲突”［1］（p17），引申开来讲，寻根者的寻根取向是在审视20世纪80年代社会文化语境的“现实”基础上，通过自身的主体诉求来完成对“传统”文化的想象与实践。因此，寻根文学是在现实／传统的层面上试图展开本土／世界的可能性对话。寻根作家的集体出场带有明显的自救意识，即在新时期的现代化语境中知识分子情怀再一次得以凸显，当然除了这种显在的自救话语外，文化启蒙倾向也需要重新加以思考，因为寻根文学本身就包含了多重话语指向。

一、沿袭、衔接与迷失

启蒙话语与启蒙思想是20世纪中国文学极其重要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的生成与延展一方面受制于中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另一方面受制于意识形态话语与国家（民族）意志的影响。作为知识分子，众多作家在通过文学与现实之间表达启蒙思想的时候，既要有分析与判断社会实景下的国民性格与民族品格的思维转向，又要有合乎国家、阶级、民族等不同层面要求的写作取向。笔者认为“，启蒙话语”这个关键词，我们既可以理解成是知识分子以难以割舍的救世情怀而形成的在个体／国家（民族）层面产生的言说方式，也可以理解为是知识分子以精英心态而坚守的个体／个体、个体／群体的话语表达方式。总之，“启蒙话语”是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坚守的一个“传统”。这里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启蒙话语的传统在80年代现代化语境中的呈现方式，并进而分析寻根文学与该传统的一些内在联系。因为“新时期”不仅仅是一个通过政治话语赋予的时间概念，它还是一个具有比较范式与内涵的思想范畴概念。对“新时期”文学的考察，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同应该从两个维度加以分析，一是它必须回望50－70年代文学，一是重新审视与五四文学传统的联系，而这两个方面都自然影响到对寻根文学文化启蒙倾向的考察。

80年代中国社会的显著特点就是重新融入现代化语境。新时期“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这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2］（p251），和“五四”时期思想启蒙运动的现代性追求相比，新时期在一个“新”的时间点上似乎又回返到六十多年前的“人的解放”的要求上。这种现代性诉求以回归“五四”的方式，企图通过与“五四”的对接获取具有话语规范和话语力量的思想资源，并且希望以对话并激活这种资源的方式续接起旁落的人文传统。80年代的人文理想既要告别50－70年代单一的国家话语模式造成的思想的一体与窄化，又要以一种合法且有支撑性质的话语寻找方式反拨或颠覆50－70年代的既有机制，这项思想工程的建构必须为新时期人的主体意识建设和人的思想解放提供保证。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新时期”的思想形态溯源至“五四”，其举动类似于一种“寻父”的意愿和实践。当然，有学者指出，可以“将‘文革’（革命、毛泽东时代）等同于五四运动之前的‘封建社会’（前现代历史），进而把‘新时期’视为第二个五四时期”［3］（p66），这里我们可以暂且搁置对“文革”的整体评价，但引此观点的目的在于说明，不管怎样定位，“文革”造成人的主体意识的丢失是成立的。既然说“新时期”的思想形态有“寻父”的取向，那么，我们便可以做如下理解：从思想文化层面上，“新时期”的自我扶正既要继承“父亲”的思想指向和文化品格，又要完成“父亲”的遗愿；和“五四”对晚清的批判与建立起来的启蒙传统相比，“新时期”更多的则是重新发现了个体的主体需求，而这种“人的觉醒”也更符合新时期现代化的时代宏愿。

正是这样一种情境，当“‘人’渐渐代替了‘阶级’成为话语结构的中心，‘人’的话语也成为新时期主要的话语形式”［4］（p146）时，新时期文学也在紧紧跟随现代化的历史语境。寻根文学之所以“在政治视角之外再展开一个文化视角，在西方文化坐标之外再设置一个本土文化坐标”［5］（p75），就是因为，寻根作家想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建构新时期的民族文学，或者说通过文学活动完成民族身份的建构。这主要基于以下几点，一是，如对新时期的思想文化指向所作的分析，整个新时期文学也同样借用了“五四”文化资源，比如，伤痕文学对“人”的意识的关注，将人的觉醒作为回望过往政治话语对个体造成的摧残与伤害的视角，《班主任》就借知识分子张俊石的所见所感，进而表达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再如反思文学对已逝历史的深沉“反思”、改革文学对社会转型期“改革”人物的热烈呼唤“，人”成为新时期文学一个重新加以强调并大力书写的中心话语。这和“五四”对独立的人的觉醒和人的解放的呼吁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伤痕文学等也仅仅是借用了“人”的概念并与时代产生了节拍上的一致，并未像新文学那样对人性解放进行深入思考。但必须肯定的是，从伤痕文学开始，新时期文学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再单为政治意识形态所束缚的道路。二是，寻根作家的集体出场告别了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与改革文学形成的历史／政治、历史／现实的书写模式，但是寻根文学的“寻找自我也意味着对文学的主体性的确认”［1］（p17），对文化之根的寻找也是重新定位一种人的主体性“，寻根”就是要寻找一种被寻根者自身认可的人的文化活动，或者说是一种具有连带性的合乎本性的人的主体性活动。“从横向上看，文化是一个民族共有的一致的生活方式总体；从纵向上看，文化是凝聚在一代代人身上的生活方式之总和”［6］（p159），寻根者执著于文化的反思与选择就是一种主观探索，“这事实本身就是中国文学力图摆脱平庸走向深刻，……是文学自我意识觉醒成熟的一种象征”［7］（p65）。应该说，寻根文学走向文化探寻这种行为本身不仅是作家们努力找到不同于新时期其他文学形态的文学活动，而且也是在深陷于文化热和憧憬现代化语境中理性思考转型期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的现实举动。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文化进行批判与否定，是出于思想启蒙的现代性追求的话，那么，其主体意愿的选择与激进的西化文化观的张扬就成为了变革时代的思想力量；而寻根文学在80年代重返传统／西方的价值场也是出于对现代性的理想追求，其以群体的或具有一定整体特征的文化诉求的方式出现在新时期也同样可以理解为一种启蒙行为，因为“任何一个变革的时代在引进和创造新的文化时，总要对自己的传统进行重新选择”［8］（p287），并且可以肯定的是，寻根者介入文化层面所进行的思考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