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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卢梭浪漫主义特质

2021-4-9 | 文学思想论文

作者:胡程 许思友 单位:池州学院中文系

情感是文学创作必然显现的特定内容。离开了情感,艺术直觉就失去了动力,因而,情感性是艺术直觉的一个特点。情感因素在艺术思维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艺术思维的发展方向。这是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一般规律,以此为基础,中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又有着独特的贡献。沈从文和卢梭在文学创作上更是以“情感的审美化”为艺术旨趣,在文学批评上又以“审美化的情感”为批评标准,虽然各自的理解有着中西文化的差异,但对我们解读中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传统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情感的审美化:沈从文和卢梭文学创作的艺术旨趣

一般来说,作家、艺术家爱憎好恶的审美情感倾向性异常强烈、鲜明,情感与直觉在他们身上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沈从文和卢梭在抒发一般意义情感的基础上,更是以自觉的审美眼光观照了人类的情感,排斥工具理性,浸润着自然的审美理念,通过抒发审美化的情感,把艺术美精粹化,呈现出独特的浪漫气息。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那种自然情感、自然性情的表达便是他“情感的审美化”的典型表现。他的湘西风情小说以传统乡土文明的质朴、自然与现代城市文明带来的堕落对比,讴歌乡土文明的自然状态,发掘并赞美“愚夫愚妇”身上那些看似琐碎却源于自然的人情、人性,嘲笑并讥讽都市人们的虚情假意和趋炎附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所抒写的是一种理想的湘西人生形式。然而,他正是以“审美化的情感”这一理想人生形式,呼唤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表达对整个中华国民健全的精神人格的追求。沈从文在作品中创造了一种淳朴自然的环境,这是一种爱意洋溢的生存空间,也是温馨恬淡的艺术境界。那种顺乎生命本性的自然情爱追求,那种天真无邪、欲说还休的“思春”情怀,实则体现了至善至美的情感向往。沈从文一直凭借他的自然直觉和他的自然情感,希望借助文学的手段来重造人性、生命、民族品德,进而实现重造社会、国家、民族的社会理想。这种希望对民族进行一种道德的重造,视文学为“重造的工具”的创作态度甚至逐渐发展成一种抽象的抒情,表现出一种静思的审美化的浪漫情怀。譬如,《边城》描绘的是那种淳朴的人性,而《长河》等作品开始揭示人性堕落的趋势,抒写了灵魂失去凭借的焦虑;《烛虚》《潜渊》等一系列散文,进一步显示出在敌机轰炸和躲避警报的战争背景中的诗性沉思。“日光多,自由多,在日光之下能自由思索,培养对于当前社会制度怀疑和否定的种子,这是支持我们情绪的唯一撑柱,也是重造这个民族品德的一点转机!”[1]214在沉思之中,他将个体的生命体验投放到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重造之中。苏雪林较早地对沈从文的文学审美理想予以较为准确的定位:“他的作品不是毫无理想的。……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他很想将这份野蛮气质当作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2]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中注重情感的浪漫主义美学思想早在18世纪的法国卢梭作品中获得了同样的呈现。“卢梭是法国第一位情感作家。”[3]99这是法国浪漫派诗人拉马丁对卢梭的一个著名评价。卢梭是自然情感的崇尚者。他始终以人的纯朴直率毫无讳饰的情感向统治阶级的虚伪造作、腐朽病态的风习挑战。他为自己确定了这样的生活原则:“我作了一番大概从无先例的最热情、最真诚的探寻之后,我决定在我的一生中选择感情这个东西。”[4]100这里的“感情”就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深藏于人类心灵之中的喜怒哀乐。卢梭善于用最恰当的形式将人类的“自然情感”———人类在被压抑和束缚中生发出来的种种顾虑、矛盾、委屈、失望、痛苦、希望和欲求等内在情绪进行十分细致的描绘和突出的渲染,因而他的作品不断涌动着炽烈的情感波涛。卢梭认为如果理性造就了人,那么情感就是指引人的。

卢梭的“自然人”思想与沈从文那种对于顺应自然而生发出的情感、情操的赞美是相通的。这种精神进入现代人的生活和生命之中,自然获得了生命的现代性意义上对于人的本性和精神的关怀。在卢梭看来,人类生命力的源泉是永不枯竭的,因为人性中情感和想象力的因素具有永远清新和无限丰富的内容,它中肯地表现了整个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个信念;文学应有其特有的语言,应从真情性出发,个性、情感、天才创造性的想象理应取代理性和机械模仿而获得自己的权利。爱情是文学中最具人性意味的永恒主题之一,爱的观念实质是人的价值观的体现,文学作为人学,对两性之爱的描写实际上体现了人们对自我的不同理解,而文学在两性之爱表现上的此消彼长,正是人的观念演变的晴雨表,作品《新爱洛伊丝》主人公之间的纯真爱情便是卢梭对人类崇高纯洁的情感的一曲赞歌。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评论《新爱洛伊丝》时曾指出,卢梭对爱情的观点也和其他方面一样,“他希望爱情也处于自然状态,在他看来,处于自然状态的爱情是一种猛烈的不可抗拒的感情”[4]17。《新爱洛伊丝》给了法国古典主义时期关于感情的理论一个致命的打击,它一反古典主义悲剧崇尚名誉、尊严和国家义务,以荣誉来扼杀爱情、以理性来节制情感的沉闷格局,第一次把活生生的个人感情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圣普乐尽管有骑士的品质和美德,却像一团感情的烈火,在克拉伦斯树林里的第一次亲吻就像雷电一样,引起了触电般的感觉和感情的大火;当朱莉向圣普乐俯过身来吻他时突然昏厥,完全不是戴假发的时代那种卖弄感情式的昏厥,而是猛烈的感情在健康真纯的少女身上引起的反应。”[4]17这简直是一部主张爱情自由、号召感情解放的宣言书。

如果说《新爱洛伊丝》以情感和自然见长,那么《忏悔录》则以自我取胜。作者把自己的真实面目和内心世界赤裸裸地和盘托出:“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官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5]1-2卢梭真诚大胆地袒露自己的一切,有人说这部作品写的是情感的真,而不是事实的真,这是真正理解了作品的情感审美化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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