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雪林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思想

作者：刘旭东 单位：江西宜春学院

苏雪林从1931年开始执教于武汉大学后，她的文学思想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20世纪20年代对内审视自我、对外批判国民性的启蒙立场，转向接近于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立场。她与梁实秋的关系很少有人提及，在悼念后者的文章中，苏雪林这样写道:“我对梁实秋先生的倾慕之情及与他精神上的契合，并不始于今日，可说差不多有一甲子之久。”[1](P149)这所谓的“一甲子”，应该追溯到梁实秋与鲁迅之间那场关于人性与阶级性的论争。从最早在卢梭问题上的针锋相对，到“硬译”一事再起波澜，最后在人性与阶级性问题上来回交锋，双方笔战了好几年。论战的策略都是将对方的逻辑推到极致然后给予致命一击。其实，平心静气而论，双方的观点都并没有那么极端。鲁迅在给李恺良的回信中认为:对阶级性一词的修饰应是“都带”而并非“只有”，[2](P128)文学应该兼具阶级性和人性，只不过，他在梁实秋等自由知识分子貌似中立的立场上看到其为政府所用的倾向，所以才有《“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样的“诛心”之作。梁实秋也并非认为文学只有描写人性而无其他，只是不愿看到左翼文人以阶级性的名义借文学鼓吹革命，从而使文学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在这场充满火药味的笔战中，苏雪林也曾以一篇《文学有否阶级性的讨论》参与进来，这一史料几乎未被研究者提及。

在该文中，苏雪林从“左翼”作家的立场为普罗文学的成立假想了三条根据，然后逐一击破。其实，这三点根据的内在逻辑其实就是“谁在写———写什么———写给谁”。普罗文学由无产阶级所写，表现的是无产阶级的生活，然后用通俗的形式呈现给无产阶级看。那么，苏雪林是如何一一反驳的呢?首先，她认为:就“谁在写”而言，回溯历史，终究还是文人阶级所创造的优秀作品居多;其次，至于“写什么”，虽然各人痛苦的原因多样，但贫富阶级对痛苦的感受并无二致，没必要专注于表现某个阶级的情感;最后，就“写给谁”来说，她认为:真正的好作品必然曲高和寡，人人都欢迎的未必是好文学，所以，不需要以人人都能看懂为目标。文章的结尾是以梁实秋的话作总结:“‘文学就是表现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文学是属于全人类的’，这两句话足以概括我前面三项辨论而有余了。”[3](P3－12)很显然，苏雪林的立场是偏于梁实秋一方。这只是个开始，在此后的批评实践中，两人在“反鲁”和“反郁”的问题上都表现出高度的一致。不管是因为受了梁实秋的影响，还是两人原本就精神契合，苏雪林这一阶段的批评和创作的确表现出鲜明的新人文主义色彩。她反对把道德从文学中剥离，认为文学应追求一种理想主义;相信文学是对最基本的人性的表现，具有“永久的兴味”;反感因想象力或情感的泛滥导致文学形式的失范，强调理性的节制。下面，笔者将从三方面逐一分析苏雪林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思想。

一、文学与道德

早在20世纪20年代，苏雪林就不加掩饰地表达对古典主义文学的喜爱:“我爱古典派，因为它所写的情感，注重于伟大崇高的方面;它常将宗教的虔洁，爱国的热忱，美人的节操，英雄的气概和一种关系生命的情感，相对抗，相肉搏，结果，书中的主人公每于尸横血溅之中，牺牲了私情，护住了公义，舍弃了小我，成就了大我，这虽然中了礼教的毒，但对于人生态度的庄严，实教人赞美崇拜。”[4](P541)虽然她不忘用当时典型的启蒙口吻指出这些男英女烈崇高举止后面有着中礼教之毒的原因，但她依然被这些作品所散发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所迷醉。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文坛进一步分化，种种“贻害世道人心之流”促使她继续思考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很少有一个作家像苏雪林这样反复提到关于“世纪病”的判断:西方自十九世纪末，科学成为万能，物质极大丰富，而宗教信仰，道德信条，亦被自然科学破坏无余，现代人终日为物质所奋斗，心灵上遂失安身立命之地，于是“不安”、“动摇”为这一时代普遍的情调，一面发出悲观厌世的呼声，一面怀疑苦闷。此种倾向，人称之为“世纪病”。……“这就是现代人的悲哀啊!是科学的流弊么?物质主义的余毒么?但又谁敢这样说，说了你就要得到群众对于你的严厉的教训!”[5]“世纪病”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源于对现代性的反思。启蒙现代性的发生把西方社会从农业文明带入工业文明，科技高速发展，生产力迅速提高，物质极大丰富，城市化进程加速。与此同时，其负面影响逐渐滋生，自然被破坏，神明被驱逐，人性被扭曲，生活被全面异化，于是，各种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应运而生。这种反思在中国同样存在。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由被动变主动接受西方传来的现代性，从器物更新到制度变革，引入科学精神，传播民主思想。但同时，现代性在西方引起的负值反应也经由一些学者的介绍影响到中国学界，如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就认为欧洲人由于过分崇信“科学万能”，“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当这种幻梦破灭，信仰出现真空，顿失安心立命之所。[6](P407－408)正是在此背景下，苏雪林认为中国社会也沾染了西方民众的“世纪末”心态，反应在文坛上则出现两种倾向:一类是“专事描写丑恶的兽性”的颓废文学，如郁达夫等好写性的苦闷、鸦片、酒精、麻雀牌、燕子窠、下等娼妓、偷窃、诈骗以及各种堕落行径，以颓废之风迎合读者心理;一类是以揭露“社会的黑暗面”为能事的过激文学，如太阳社、后期创造社等左翼文学社团，以文字激起民众的愤怒，鼓吹革命的需求。在她看来，一味迎合只能让读者更空虚，而一味煽动则易引发社会的动乱。针对这种迎合与煽动的文学，苏雪林给予了一个统一的称谓:病态文学。她说:我们可以叫那些满足官能、刺激色情的、肉麻淫猥的小说为病态文学;我们可以叫那些动以天才自居歌德自命的以夸大自尊狂示范青年的诗文为病态文学。……我们也可以叫那些专门刺探人家隐事、攻讦人家隐私，甚至描头画脚，拿刻划当代人物来开心的身边故事为病态文学。[7](P9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