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传统文学发展论文
本文作者：秦弓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一、历史进化的文学观溯源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指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1]其后,胡适又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1918年)中对这一“历史进化”的文学观作了详细阐发。世人很容易把胡适的历史进化文学观看作是西方进化论影响的产物。诚然,进化论曾经通过驻外使官与留学生零星地传进来,尤其是1895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国闻报》连载以后,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巨大的震动,波及甚广。“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口号的提出及其实践,都曾经从进化论中获得了思想动力。1903年,梁启超在《小说丛话》中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1905年2月,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1期上发表的《论文杂记》中,也有“天演之例,莫不由简趋繁,何独于文学而不然?”之语。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李伯元的《文明小史》均以不同的叙事立场反映出中国近代社会演进史的诸多侧面。惺庵的小说《世界进化史》,前半部分对维新志士的书写反映了进化论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生活与文学的渗透。
从这些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进化论思想逐渐融入中国近代文学,成为中国文学传统的新质。1904年春至1910年夏在上海读书的胡适,对进化论观念与“新派诗”、“新文体”、“新小说”想来不会陌生,他主编《竞业旬报》、撰写白话文章、翻译外国作品,正是文学进化的一种尝试性的实践。留美时,胡适已经开始运用进化论观点来思考中国的文学革命问题了。其实,胡适的历史进化文学观还有一个重要源头,那就是中国文学传统。已有学者指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论断并非胡适首创,“而是较早由王国维依据清代焦循以来一部分论者的看法提出来的”[2](P75)。的确,就其内涵与表述而言,胡适的这一论述与王国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3](《自序》)十分相似。尽管胡适从1910年8月至1917年7月赴美留学,尚无证据表明他在撰写《文学改良刍议》之前读过《宋元戏曲史》,然而王国维的学术著述在当时广有影响,引起胡适这位新文学探索者的注意并非没有可能。即使胡适与王国维的论述是同在进化论影响之下的独立思考,也不能断言胡适的观点没有受到中国文学传统的启迪。
在进化论传入之前,中国本土自古就有朴素的进化思想。《易经》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成为后世社会变革与文学变革永恒的思想动力源。胡适在其题为《先秦名学史》的博士论文中,已经注意到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时中国即有朴素的生物进化论产生,《列子》与《庄子》中都见得出朴素进化论的色彩。以六朝东晋葛洪为代表的新变论继承东汉桓谭、王充贵今求新的思想,认为文学创作应当顺应“古质今文”的发展趋势。南朝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第二十九》提出通变论,主张既应继承,又要革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文心雕龙•时序第四十五》所说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废兴系乎时序”,既承认文学的历史变迁乃自然之道,又指出了变迁的时代与世情等多重原因。唐代陈子昂、韩愈等借复古以革新,开创了诗歌与散文创作的新面貌和新传统,韩愈提出的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观点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学遥远的先声。唐代小说沿着传奇与话本两条路径向前发展,变文、唱词与词等气象一新,表现出文体观念的演进。宋、金、元时期,词、曲、小说等新兴文学样式有了更大的发展,遂有“文体代兴”思想的萌生。元代孔齐《静斋至正直记》所引虞集语,即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
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关于气数、音律之盛。其所谓杂剧者,虽曰本于梨园之戏,中间多以古史编成,包含讽谏,无中生有,有深意焉,是亦不失为美刺之一端也。”[4](P22—23)在明代,“文体代兴”的思想得到了继承,如方孝儒在《与郭士渊论文》中说:“盖斯文之在人,如造化之于物,岁异而日新,多态而善变,使人观之而不厌,用之而无穷,不失荣悴消长之常理,乃足为文。”[4](P363)胡应麟《诗薮》提出“体以代变”,“格以代降”[5](卷11,《古体上》)。明中叶以后,“文体代兴”思想随着个性思潮的高涨而愈加发展。李贽在《童心说》里以历代文体的变迁为依据,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袁宏道也指出:“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4](P25—26)。“文体代兴”观念在明代的流衍,与通俗文学的大发展互为因果,《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写定,《金瓶梅》的问世,“三言”“二拍”的编撰,即是有力的表征。明末清初的黄宗羲与其后的叶燮、赵翼、袁枚、纪昀等均为文学之变与新而辩护。赵翼以诗的形式来表达历史进化思想:“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古疏后渐密,不切者为陈。”[6](卷46)“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6](《论诗》)焦循对《诗经》以来的文学流变做了一番通盘考察,历叙其源流升降之迹,也归总为“一代有一代之所胜”[4](P29—30)。刘熙载认为,“文之道,时为大”,强调文学因时代演进而变化。王韬明确主张“变古以通今”[4](P532)。
由古至今延续下来的朴素进化论萌芽与变通思想线索,存在着与近代进化论对接的可能性,它不能不给予胡适以深刻的浸染。胡适曾说:“中国文人也曾有很明白的主张文学随时代变迁的。最早倡此说的是明朝晚期公安袁氏三兄弟。……清朝乾隆时代的诗人袁枚、赵翼也都有这种见解,大概都颇受了三袁的思想的影响。我当时不曾读袁中郎弟兄的集子;但很爱读《随园集》中的讨论诗的变迁的文章。”[7](《导言》)以往,学术界常常忽略中国传统的内在生机,认为“文体代兴”有循环论色彩,而胡适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完全是西方影响的产物,较之循环论有质的飞跃。实际上,所谓“循环论”的认定,大可质疑,胡适所代表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并非单向度西方文化影响的产物,而是中国传统脉络与西方进化论交汇、融合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