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文学思想综述

作者：汪耀明 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一、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极为重视立言不朽，提出“成一家之言”的目标。正是为了立言不朽，司马迁甘受屈辱，百折不挠，努力著书立说。《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分别谈到“成一家之言”及其具体内容，即是对六经异传、百家杂语进行总结，搜集遗佚的文献资料，探究自然与人事的至理，通晓历史变化的规律，写成有独特的完整体系的著作。因此，《太史公自序》概括了《春秋》的笔法，同时表述了写作《史记》的指导思想。为了阐说治理社会的基本法则，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叙述来辨明是非，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表彰与批评，比之空发议论要深刻、切实、明白、显著得多。作者在创作实践中正是这样，“藉人以明史”(《饮冰室合集》第九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1］20，因事而见义。如“巨鹿破秦，鸿门张楚，高祖还沛，长卿如邛，范蔡之倾，仪秦之辩，张陈之隙，田窦之争，卫霍之勋，朱郭之侠，与夫四豪之交，三杰之算，十吏之酷，诸吕七国之乱亡，货殖滑稽之琐屑”(《水浒资料汇编》卷一汪道昆《水浒传序》)［2］3。这些精彩的篇章展现出一幅幅历史和现实的图画，浸染着司马迁的褒贬之意和爱憎之情，也显示了他是自觉继承和发展《春秋》的写作传统的。

为了真正实现“成一家之言”的崇高理想，司马迁在长期的创作活动中，注意收集资料，观察体验，分析研究，实事求是。《报任安书》强调“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3］2735。作者广泛获取大量的历史事实和思想资料，尽可能地建立和扩大写作的材料仓库。他博览众多的书籍，收集重要的文献。《太史公自序》谈到《易》、《礼》、《书》、《诗》、《乐》、《春秋》的特点与长处。这表明作者只有阅读和理解这些典籍，才能比较正确地论述它们。《史记》广泛反映社会生活:《礼书》、《乐书》叙述文化生活的情况;《河渠书》描写武帝时治河的场面;《平淮书》涉及武帝时经济和政治的问题;《货殖列传》“洞达世情，敢质言而不为高论”(《管锥编》第一册)［4］382，谈到各地生产和交易的现象;《匈奴列传》、《南越列传》、《闽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等记载周围各国和民族的历史。这又表明作者如果没有详细地占有资料，充分地了解情况，就不可能以空前的规模出色地反映经济、政治、文化和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史记》在人物塑造、性格刻画和细节描绘等方面，在写人叙事的材料方面，在语言风格方面，都从《左传》、《国语》和《战国策》中获得丰富的教益和有用的东西。这还表明正因为作者熟悉和掌握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所以能够集先秦散文之大成，开史传文学之先河。由此可见，司马迁写作《史记》是与网罗天下史料分不开的。当然，这也是与“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栾城集》)卷二十二《上枢密韩太尉书》)［5］477，体验现实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漫游的经历对司马迁积累生活的各种知识和打下写作的良好基础，是极为重要的。

司马迁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是仅仅积累洋洋大观的历史资料和写作素材，而是进一步辨别书籍记载和遗文古事的可靠性，从而考察历史上成败兴衰的规律。《伯夷列传》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6］2121考信是司马迁处理史料的原则。虽然他主张以六艺即六经为考信的标准，但是实际上他在处理史料时更着重通过自己对文献资料和写作素材的考核辨证来确定其可信程序。作为富有理想的史官，他深知写作信史的重要性。他依据左图右史，更注重实际考查勘察，调查人物和事件的全部历史，探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孔子世家》载，“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6］1947。《屈原贾生列传》载，“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6］2503。《淮阴侯列传》载，“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6］2629。类似篇章不胜枚举。它们足以证明司马迁通过实地考察，分辨真伪，去粗取精，掌握了真实可靠的材料，加深了对所写人物和事件的了解。特别是《项羽本纪》肯定了项羽推翻暴秦的功绩，也批评了他弃智独专和迷信武力的过错，反映了作者如实记载和公正评论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正因为司马迁按照考信的原则处理史料，安排素材，调查研究，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对社会经济生活有所注意，对陈胜等人反抗暴政加以肯定，对世俗所谓的“天道”表示怀疑，从而实现了成一家之言的理想。

由于司马迁编撰《史记》时能够秉笔直书，注重翔实可靠，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就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3］2738实录的确是司马迁写人叙事的基本原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司马迁写作时坚持实事求是而决不虚美隐恶，这是非常可贵的。实录的思想光辉照耀着后世成千上万的作家前进在我国古代历史记载和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他们自觉遵循实录原则，努力写出各个时代的名篇佳作。

二、提出发愤著书

司马迁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和历史上许多人经历磨难而著书立说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出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提出发愤著书说，认为自古以来优秀著作都是作者心意有所郁结、理想无法实现而发愤著述的。这一观点揭示了进步作者与黑暗政治的矛盾，肯定了发愤写诗作文、大胆批判现实的精神。发愤著书说的产生是事出有因的，当时，李陵兵败，武帝震怒，群臣媒孽之言沸沸扬扬，司马迁则如实地评价了李陵的功过，同时描绘了衮衮诸公从奉觞上寿到不知所措再到媒孽人短的丑态，指出他们不赴公家之难，专营个人利益。因此，他得罪武帝，被捕下狱，受到宫刑。其时，他家贫不能自赎，平日交游无人援助。这些使他深受肉体痛苦、精神侮辱和思想打击，也使他一度竭尽全力、忠勤供职的心情付诸东流。于是，他痛心入骨，悲愤填膺。在极度的痛苦和悲愤中，司马迁曾经想引决自裁，但是，他想到著书尚未成功，不能有始无终，又想到古代人们从事著述所经历的艰辛过程，从中受到鼓舞，因此，他抖擞精神，坚持写完《史记》。作者的发愤著书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他把悲愤之情、爱憎之意融入立言之中，使字里行间充满着自己的真情实感。正如金人瑞说:“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读第五才子书法》)［2］32《史记》的众多篇章都是发泄作者愤懑不平的情绪，谴责历史和现实的黑暗现象，歌颂为促进历史发展做出努力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