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传统文学价值观

本文作者：唐文吉 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在国学日渐升温和人们越来越热衷于思考“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的学术语境中，“传统文学理论的当代价值”这一课题也自然被提上了研究的日程。有人也许要质疑“传统文学理论”这一提法，认为“文学理论”作为一个现代性的学科，不能跟“传统”二字相提并论，但是，我们认为，所谓传统，其实并非旧的和保守的，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精髓，即传统的优秀部分，它是朝一切新事物开放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在中国学术史上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学术论争和学术积累，它已经成了人们不得不接受的一个学术事实，而且还将发展下去。所以，传统也应该向它敞开。这个学科不管从前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最终它都会被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赋予生命的内涵。因此，这种质疑或许适用于“古代文学理论”这一提法。而“传统文学理论”的提法，则是通过还原中国传统学问对文学的认识，把文学理论学科纳入中国传统学术精神下，解决我们目前遇到的问题和困惑，开出新的学术境界。以下结合当代文学理论所面临的问题，略述其价值。

在文化自觉中实现文学理论的本土化

近年来，人文社科领域各门学科面临着“本土化”的诉求，文学理论更是如此。我们认为，可以结合“民族文化生命的自觉”来谈这个问题。中国学术界探讨“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生命自觉的表现。钱穆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一个生命，是活的。他说：“文化乃群体大生命，与个己小生命不同。”“中国古人谓之‘人文化成’，今则称之曰文化。此皆一大生命之表现，非拘限于物质条件者之所能知。”[1（]P185）所以，文化有惫懒和麻木的时候，受了挤压或是受了伤，也要变形，但是它有自我修复的功能，最终它还是会回到自身的状态。晚清以降，由于国家政治的腐朽和西方学说的传入，知识界普遍认为造成中国的被动局面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于是纷纷根据西方学说对其进行否定。传统文化受到了很大的摧残，但它还仍有修复功能，来自中国文化内部的一股力量势必会起来反抗。这种反抗，起先总是消极的，表现为保守势力的活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它自觉吸收了外来文化的优点，积蓄了相当的力量后，就会变成积极的、建设性的反抗，表现为文化复兴者的活动。后者能摆脱他种文化的挤压，开启本土文化的新的生命，这就是传统文化的自觉。在文化自觉中讲文学理论的的“本土化”，底气要足一些。“本土化”之前的文学理论，就是人们现在所说的具有“现代性”的文学理论。其特点有三：第一是话语层面的西化。这一点已经被人意识到，于是有“失语症”之说：“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

自‘五四’‘打倒孔家店’（传统文化）以来，中国传统文论就基本上被遗弃了，只在少数学者的案头作为‘秦砖汉瓦’来研究，而参与现代文学大厦建构的，是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论;建国后，我们又一头扑在俄苏文论的怀中，自新时期（1980年）以来，各种各样的新老西方文论纷纷涌入，在中国文坛大显身手，几乎令饥不择食的中国当代文坛‘消化不良’。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3]第二是学理层面的反传统性。在这种理论下，“文学”，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理论”，也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这两个现代性的概念垒积起来，变成“文学理论”，就更是现代性的了，它离传统很远。苛刻地说，它在“反传统”的思潮中扮演着一个主动的角色。比如，它定义中的“文学”，要么是服务于政治的，要么是隔绝于政治的。在这种二元对立中排斥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第三种选择：中国传统的士人以天下为己任，他们的生命就建立在政治上，所以积极干预政治，但不完全依附于某个政权；文学是不平之鸣，它发乎人之性情，而及于天下家国。再如，它定义中的“理论”，只是一种知识，一种对“文学”这种事物进行认识的“理性总结”，没有更大的意义。当然，现在有人提出发掘知识背后的权力，这是很有意义的。人们发现，权力不知不觉地渗透到知识话语中来了，知识充当了权力的工具。殊不知，在中国，人们早就自觉地借助知识来表达知识之外的东西。没有对知识的绝对崇拜，也就没有必要对知识背后的权力因素一惊一乍，没有必要对知识的不确定性感到迷茫和绝望。凭着这两个定义，文学理论学科就丢掉了中国传统学问的很多素质，把很多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变成了新的困惑。第三是思维层面的简单化。如果外国文学理论只是作为一个学科被引进来，但没有跟中国学术有机结合起来，没有学科自觉，就只能扮演一个尴尬的角色：只是原装引进的知识，而非独立自主的学问。中国传统学问不能把文学理论学科包容吸收过来，中国古代的文论仅仅是这个学科的中国材料，这样的文学理论是无本的，无本之学往往会被一种流行的、简单的思维方式左右。当前的文学理论界，太多的定义被人们奉为教条，太多的值得怀疑的结论被人们深信不疑地接受；甚至，一个学科，被人用“五论”、“四要素”、“审美意识形态”等就能概括。这种贫乏和僵化的根源在于没有传统学术作为根基。西方文学理论能否中国化，还值得商榷；但文学理论学科的本土化是势在必行的。“本土化”的意义，不仅在于使文学理论有自己的“话语”，而且在于文学理论解决它面临的问题和困惑，生成新的、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这个目标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生命的自觉中逐步实现。

以对“通”的追求解决文学理论学科面临的问题

传统文学理论还为解决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中很多问题提供了极大的启示。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中的很多问题都是其现代性带来的，引进传统文学理论作为参照系，可以对其进行一定的反拨。当然，这并不是要复辟到古代的文学批评的状态。现代学术的分析精神使学科的划分越来越细，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的语境下，学术本身都有其张力，使得每一个学科都不甘于停留在一个细枝末节上，它要扩散，要旁通。所以，即使是在西方，优秀的学者是兼通多种领域的博雅之士，“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则更受人尊崇。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学术同样重视学术的这种张力，并把“通”作为学术的最高境界。但是，在重分析的中国现代学术氛围中，“通”的境界是受排挤的，人们热衷于学科的细致划分，醉心于研究细枝末节的小问题。于是，学术的张力在这种挤压下只能以“交叉学科”、“对象泛化”等方式实现，而这些方式又往往演变成不利于原来的学科发展的因素。交叉学科的泛滥和学科研究对象的泛化已经阻碍了许多学科的深入发展，使之流于浮泛。就文学理论而言，出现了文学哲学、文学心理学、文学社会学、文艺美学、生态文艺学等名目交叉学科，也出现了诸如“文学理论要研究广告、时装、广场艺术、体育竞技等”的言论。交叉学科的出现对文学理论学科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的正面意义是否大于负面意义，是值得研究的；而研究对象的泛化，则明显对于文学理论有害，其治学姿态对于整个学术研究都有不良的影响。对于这些现象，不能仅仅围追堵截，一味批判，而要注意思考其发生的原因，从源到流进行疏通。在学科划分趋于细化的进程中，我们更要注意到可能产生的弊端。交叉学科的泛滥和学科研究对象的泛化，起源于学术本身的张力和这种张力得不到自由的伸展的矛盾，要解决，就不能讳言学术对“通”的追求。每一个学科都要与我们民族一直强调的“大学问”联系起来，培养学者大的情怀和胸襟。传统文学理论的当代价值，与传统文学理论相关联的是整个中国传统学问，它使人们明白文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从大处着眼来看文学，从文学出发，走向“通”和“博”的学术境界。这样的文学理论才能有本有末，才能走向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