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学新民思想转型影响

本文作者：游翠萍 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1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促进了政治小说的产生

在晚清动荡变革的社会过程中,以梁启超为代表提出的新民思想对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重大的影响,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将几乎都受益于这一思想。知识界对新民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追求体格强健到追求精神强健的过程。一开始强调的是“强国保种”,既是救亡的迫切需要,也是对“东亚病夫”形象的反弹。在洋务、变法通告失败之后,知识阶层认识到,仅有体格强健是不够的,仅仅依靠精英阶层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是很难奏效的,必须开启民智,培育新的国民精神,唤醒更多的人参与。新民思想的出现,标志着人的现代化从自发到自觉、从精英向平民的转变。梁启超提出的新民概念与儒家概念中的新民有重大区别。要从两个意义上来理解:新用作动词时,新民必须解释为“人的革新”;新被用作形容词时,新民应解释为“新的公民”。[1]107“新民”也不同于儒家的“君子”,后者是一种精英理想,而前者是针对政治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1]152事实上,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包括民族主义、国家意识、竞争意识、进取冒险精神等。新民思想扎根于民族国家意识,新民的目的在于救亡和“新国”。他曾反复批评国人缺乏民族主义、独立自由意志及公共精神,是中国向现代国家过渡的一大障碍。至于当时知识界引进的西方自由、权利等自由主义概念,与其原义有很大区别。

它们都是为了阐发他们的国家、民族主义观念,而与西方为保护民权而有国家的观念相去甚远。[1]136—138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既是五四“立人”思想的先导,更一直贯穿于中国现代化历史的全过程。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对此深有感受。他在梁启超去世后写的挽联就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可谓知人之论。至于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强调的在日本看幻灯片时所受到的刺激,则颇具象征性地显示了那一代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国民性梦魔”,这也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难解的情结。在1898年发表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梁启超阐发了他的现代小说理论。在梁看来,小说有熏、浸、刺、提四种不可思议的作用,但中国小说却只“用之于恶”,即“诲盗”和“诲淫”,对于社会进步并无益处,“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那么,新小说是什么?就是政治小说。认为“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2]381902年,梁启超又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进—步阐发其以小说改良政治和新民的观点,并刊发了他实践其小说理论而创作的“新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梁在绪言中说,写作此小说目的在于“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作者虽然抱歉这一小说“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料想必定“毫无趣味,无以屠读者之望”,[2]55可“立国”心切,似乎也顾不上许多了。政治小说一向因其政治宣传多、艺术价值少而多受垢病,它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也常被忽略。但是,文学政治化是中国现代化特殊历程的必然产物,也是文学(特别是小说)现代化转型的最大动因。

2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型提升了小说的地位

文学的现代转型一个重要的表征就是,小说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甚至超过了诗文。有一种观点认为,新文学也是“载道”文学,只不过载道的内容不同,需要结合创作者和阅读者来作进一步分析。传统诗文的创作者和阅读者都是士大夫精英阶层。文学载道是培育符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文化理想的“君子”。而现代文学意在“新民”、“立人”,它的对象是普通民众而非社会精英。进而言之,传统小说创作一向是士大夫所不为的,而现代小说的创作者往往是社会的文化精英。这是现代知识分子在政治与文化分途后的选择。而传统文人的出路一般是“学而优则仕”。现代化涉及广泛的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而传统社会中,由于民权的缺乏,广泛的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不仅不必要,反倒是需要防范和压制的。因而传统文化只培育出奴隶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意识。这也导致现代知识分子在推行启蒙任务时,时时焦虑于国民的“奴性”,慨叹“立人”之艰难。由是观之,载“儒家”之道、培养“君子”的传统文学和载“立人”之道、唤醒民众的现代文学有着完全不同的言说对象和价值取向,从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划出了分界线。或许我们可以说,文学与现代政治思想的联姻,恰恰成为其转型的契机。而现代传播媒介的兴起,更为其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原本精英化的文学开始向平民化、大众化和世俗化转变。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等为小说地位的提升提供了理论依据。借政治之名,小说一跃而由“最下品”变为“最上品”,既获得了知识界的认可,更推动了他们创作小说的热情。借小说之名,原本只属于精英阶层的政治思想得以侧身于大众之间,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书斋间的传播速度。如果没有新小说家对启蒙功能和觉世功能的强调,为小说正名如何可能?而小说的“翻身”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表征,20世纪的文学贯穿着现代白话小说的繁荣。没有小说的政治化策略,就没有现代小说。可以说,从小说的现代转型开始,现代文学就已确立了它介入政治的“光荣革命传统”。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直接鼓吹维新和革命的政治小说也暂告一段落。但晚清“小说界革命”所开创的,以文艺改良群治的思想并未就此中止,终于在五四酝酿出一次更广泛、更深入的文学革命。借助浅显的白话文,“立人”的思想可以更普遍地传布,这也是对《新青年》本无兴趣的鲁迅加入战斗,为之前驱的原因。迟至30年代,鲁迅仍然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3]211事实上,中国百年文学的主流,与“新民”、“立人”的政治冲动和现代化梦想紧密结合在一起。从新小说、五四文学、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到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乃至新时期文学,“改良群治”的政治意图总是隐约可见,而关于“新中国”和“新民”的梦想也凸显其间。因此,晚清政治小说的意义,当然不只是维新或革命的政治宣传,它决定了20世纪文学到底会拥有哪一种“现代性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