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唯务折衷思想形成

作者：刘畅 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刘勰与齐梁文坛主流究竟合拍还是异趣，他倾向于新变派还是复古派，目前学界仍有异议，今后还会争论下去。①笔者以为，争论双方都能够拿出自圆其说的确凿证据，说明《文心雕龙》本身就包含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丰富原质，具有极大的理论弹性，所以，导致“东向而望，不见西墙”式的剖解，毫不奇怪。攻其一点，是一种方法；窥其全貌，也不失为一种角度。《序志篇》云：“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唯务折衷，即调和对立双方，取其中正，持论周洽，无所偏颇。这可视为刘勰分析问题的一种原则性方法，《文心雕龙》通篇几乎都留下了这种思维痕迹。近来，不断有学者从“唯务折衷”的角度重新认识《文心雕龙》。②这些意见，笔者基本同意。这样，确实能使一些争执不休的问题得到圆满解释：例如刘勰思想属儒家、道家还是佛家，他与文坛主流合拍还是异趣，他倾向于新变派还是复古派，他对“文贵形似”的时流风尚赞同还是反对……从资料分类还原梳理的层次看，这一问题似乎已解决。但是，深入探讨刘勰这一思想的成因，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笔者注意到，已有学者试图从齐梁时代文化崇尚多元入手，剖析“唯务折衷”思想形成的原因。①确实，齐梁之际宽松的文化氛围是孕育多元折衷思想的温床，但在时代氛围面前人人平等，多元的文化精神同样可以影响其他人，况且多元的时代也可产生偏激的见解，如裴子野的《雕虫论》。由此入手，只能解释问题的普遍性，却未能解释为何偏偏是刘勰产生了“唯务折衷”思想这一特殊性。具体情况还需具体分析。本文意欲略人所详，而详人所略，拟从刘勰与时流的距离关系探讨“唯务折衷”思想的成因。时流者，一代之时尚名流也。《宋书•蔡廓传》云“：廓年位并轻，而为时流所推重。”本文认为，刘勰与当时领袖文坛之“时流”的距离，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边缘性微妙状态。实际上，《梁书•刘勰传》已透露出了这种信息。即者，入其环内也，其云：“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离者，出其圈外也，其云：“（《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重。”结合二者，就是不即不离。不即不离者，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也。如能对这种边缘性状态把握准确，分析透彻，就找到了解释刘勰“唯务折衷”思想形成的另一把钥匙。

一刘勰与时流的距离之一，是他骨子血脉里遗存的浓厚北人意识。齐梁之际，南风劲吹。不仅政坛南人秉政，文坛也是南人的一统天下。作为南渡北人的后裔，刘勰有借助北方思想文化矫正时弊的意图。《序志》中，他对前人文论最不满的就是“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而他用来“寻根”“、索源”的武器恰恰是北方儒家的思想意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寻根”“、索源”、“述诰”云云，并非书面上简单的引经据典，而是有深层的文化心理内涵。从家世渊源看，刘勰的“根”和“源”都在北方。刘勰为南渡北人之后，其祖籍莒（今山东莒县），属齐鲁旧邦。莒，周时为莒国，春秋属齐。后又入楚，楚灭鲁后，迁鲁君于此。《论语•子路》所云“子路为莒父宰”，即此。《宋书•州郡志》“：南东莞太守领县三：东莞，莒，姑幕。户一千四百二十四，口九千八百五十四。”西晋末年之北人南渡，往往有举族迁徒、聚居的特点，易地而不移俗。《宋书•州郡志》载：“南琅邪太守，晋乱，琅邪国人随元帝过江千余户，太兴三年，立怀德县。”按南东莞一郡领户不过千余，而琅邪郡一次性过江就有千余户，几与之相埒。可见其整族迁徒之人多势众。东莞郡的迁徒也有千户规模。事见《晋书•徐邈传》“：徐邈，东莞姑幕人也。祖澄之，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间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按东莞领县有三，东莞、莒、姑幕各居其一，同属一郡，姑幕乱则莒必无宁日。以姑幕移民的数量推之，刘勰祖上一族由莒南迁的规模也不会太小。勰祖灵真。据梁书本传，灵真为宋司空刘秀之之弟，而秀之则为刘宋开国元勋刘穆之之从兄子。《宋书》刘穆之本传云其“东莞莒人，世居京口”。这种北人整族整郡南迁的直接结果就是易地而不改名，不移俗，身居南土，不忘北音，保留了许多北方的社会习俗，并把北方思想文化直接带到南方。正如《通典•州郡》所云“：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处于这种特殊的南迁文化氛围中，刘勰祖上也不会例外。杨明照曾分析说：“南朝之际，莒人多才，而刘氏犹重，其本支与舍人同者，都二十余人，虽臧氏之盛，亦莫之与京。是舍人家世渊源有自，其于学术，必有启厉者。”（《梁书刘勰传笺注》）不无道理。

这种聚族迁徒、群居的移民特征，不仅保留了北方风俗，而且遗传了北方的思想意识。中华文明，崛起北土；齐鲁旧邦，斯文尤盛。作为有着齐鲁文化背景的南迁北人后裔，其血脉骨子里北方文化的正宗意识和自负感是非常浓厚的。如颜之推祖籍山东琅邪，永嘉南迁至之推之世已历四代，可他《观我生赋》还念念不忘自己祖籍是北方：“吾王所以东运，我祖于是南翔。去琅邪之迁越，宅金陵之旧章。作羽仪于新邑，树杞梓于水乡。”无独有偶，在刘勰的《文心雕龙•序志》篇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痕迹：“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一曰“南翔”，一曰“南行”，传播齐鲁文化的荣幸和自负之意溢于言表，可见其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北土观念。正如汪春泓所说，假如刘勰的籍贯潜意识是世居之京口，淡忘了北方祖居之地，那就应称“迎”仲尼而南“来”，而不应称“随”仲尼而南“行”，这一“随”一“行”，明显透露出刘勰身为孔子乡人的骄傲。①《序志》又说：“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梦里梦外，以与至圣孔子同乡为荣的口吻溢于言表。此外，在《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诸篇中，刘勰一再盛赞孔子对中华文化的卓越贡献。《原道》云“：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铸《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启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享，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宗经》云：“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