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别林斯基在西方文学的地位

作者：杨冬 王翠 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北华大学外语学院

作为俄国文学批评的开创者，维萨利昂•别林斯基(1811－1848)对俄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别林斯基的文学思想却长期在俄罗斯和中国学术界遭到了严重曲解。一方面，人们有意无意地掩盖了他与德国文学理论的联系，另一方面，在肯定其后期思想进步意义的同时，却忽视了他早期批评中的许多重要见解。因此，重新认识别林斯基的文学思想，正确评价他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或许是对这位批评家最好的纪念。

一、在早期论文《文学的幻想》(1834)中，别林斯基通过对18世纪以来俄国文学的历史回顾，反对盲目摹仿西欧文学，热切呼唤一种真正植根于俄罗斯生活的民族文学。为此，他从史雷格尔兄弟那里借取了一个重要观念，即把文学看成是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别林斯基指出，真正的文学是人们“在自己的优美的创作中充分地表现并复制着他们在其中生活、受教育、共同过一种生活、共同作一种呼吸的那个民族的精神，在自己的创造活动中把那个民族的内部生活表现得无微不至，直触到最隐蔽的深处和脉搏”［1］10。文学的民族性不是别的，而是“民族特性的烙印，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的标记”［1］107。以这一标准来考察，别林斯基不禁深感失望，因为一部俄国文学史，“不过是通过盲目摹仿外国文学来创造自己的文学的这种失败尝试的历史而已”［1］110。甚至在普希金的创作中，真正体现民族精神的也只有《叶甫盖尼•奥涅金》和《鲍里斯•戈都诺夫》。因此，别林斯基热情期待着这样一天:“这一天总会来到，文明将以波涛汹涌之势泛滥俄国，民族的智能面貌将鲜明地凸现，到了那时候，我们的艺术家和作家们将在自己的作品上镌刻俄国精神的烙印”，“到了那时候，我们将有自己的文学，我们将不是欧洲人的摹仿者，而是他们的劲敌。”［1］124

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1835)中，别林斯基再次采纳了德国批评家的说法，把文学分为“理想的”和“现实的”两大类。他指出:“诗人或者根据全靠他对事物的看法、对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时代和民族的态度来决定的他那固有的理想，来再造生活;或者忠实于生活的现实性的一切细节、颜色和浓淡色度，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来再现生活。”［1］147与此对应的，则是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客观诗人和以席勒为代表的主观诗人之间的对比。在别林斯基看来，莎士比亚没有理想，没有同情，他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那广无涯际的、包含万有的眼光，透入人类天性和真实生活的不可探究的圣殿。”［1］152而席勒的作品却是为了表现诗人的思想情绪而创作的，它“没有生活的真实，但却有感情的真实”［1］157。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往往将上述见解视为俄国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石，但这一判断却是大可怀疑的。诚然，别林斯基在此多次使用了“现实的诗”、“生活的诗”等字眼，但我们却应当认识到，有关“理想的诗”与“现实的诗”、“主观诗人”与“客观诗人”所作的区分，早在浪漫派批评家那里便已明确提出，何以一经别林斯基转述，就成了现实主义理论?何况除了俄国作家之外，别林斯基赞誉的是莎士比亚、歌德、司各特、拜伦、乔治•桑和詹姆斯•库柏等人，他们的创作与通常所理解的现实主义也相去甚远，何以仅凭几个概念就断言别林斯基的理论是现实主义的呢?值得注意的是，别林斯基在此反复强调了文学创作的非目的性和非自觉性。在他看来，“创作是无目的而又有目的，不自觉而又自觉，不依存而又依存的，这便是它的基本法则。”［1］177具体地说，当诗人产生创作冲动，要表达某种思想的时候，他是自觉的;而一旦进入创作过程，孕育中的作品就不再被诗人的意志所左右，因而，创作又是无目的和不自觉的。别林斯基甚至宣称:“诗人是他的对象的奴隶，因为不管是对象的抉择或是它的发展，他都无法过问，因为如果没有那绝对不依存于他的灵感，无论是命令、订货或是本人的意志都不能使他创作。”［1］180显然，这与他后期评论中坚持艺术必须自觉地为社会服务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限于篇幅，我们无法逐一评述别林斯基的论著。不过，在他的早期批评中，还有三个理论问题应予以重视。这就是形象思维、典型化和有机整体论问题。虽然我们不难在德国批评家那里找到他们的理论渊源，但由于别林斯基对这些问题作了较多发挥，从而深刻影响了整个19世纪的俄国文学批评。

如果说有关创作非自觉性的说法主要来自康德的话，那么，别林斯基的形象思维理论则可以追溯到黑格尔。他强调:“诗歌就是同样的哲学，同样的思索，因为它具有同样的内容———绝对真实，不过不是表现在概念从自身出发的辩证法的发展形式中，而是在概念直接体现为形象的形式中。诗人用形象思维;他不证明真理，却显示真理。”［2］96然而，尽管形象思维的理论表明了别林斯基对艺术规律的探讨，但所引发的问题也是毋庸讳言的。首先，由于该理论把诗歌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其结果，导致文学研究忽略了作品文本而滑入认识论和心理学的领域。其次，形象思维的说法过分看重视觉意象在文学作品中的价值，却忽视了其他艺术技巧的作用。在我们看来，视觉意象只是诗歌艺术中的各种技巧之一，并不比其他技巧更特殊、更有效。而这也正是后来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所强调的。别林斯基也高度重视人物性格的塑造，把典型化视为文学创作的一条基本法则。他指出:“创作独创性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创作本身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这典型化……这就是作者的纹章印记。在一个具有真正才能的人写来，每一个人物都是典型，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1］191在此，别林斯基借鉴了黑格尔的见解，将典型看作是体现某种普遍概念的代表，认为典型化就“意味着通过个别的、有限的现象来表现普遍的、无限的事物”［2］102。与此同时，他又强调典型应当是高度个性化的，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个别的人物。只有在这条件下，只有通过这些对立物的调和，他才能够是一个典型人物。”［2］25同样，有机整体论也是别林斯基早期评论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在他看来，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中“没有最好的场面，因为里面也没有最坏的场面，一切都是出色的，都是艺术地构成那统一整体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142他甚至借用德国批评家的说法，把艺术作品比喻为植物的生长，“思想像一颗看不见的种子，落在艺术家的灵魂中，在这块富饶、肥沃的土壤上发芽、滋长，成为确定的形式，成为充满美和生命的形象，最后显现为一个完全独特的、完整的、锁闭在自身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部分都和整体相适应……”［2］251尽管这似乎是一种老生常谈，但别林斯基强调的却是部分与整体的有机联系，从而表明了他对艺术的独到理解。直到后来，他才放弃了这一评价标准，代之以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