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传统文学理念

本文作者：徐鹏绪 张咏梅 单位：青岛大学文学院

一、周作人对传统文学价值的宏观认识

“五四”是一个狂热反传统的时代,西方的文化和美学观念被大量引进和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典艺术由此失去了过去被崇尚和仿效的地位,甚至成为被质疑的对象。周作人却用另一种理性的眼光审视传统,发掘中国传统文学资源的价值,并赋予它们新的意义。在“五四”那个文学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许多人倾向于把传统的文学形式和文学语言作为传统思想的载体,一概加以否定。但是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文学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大胆肯定传统文学的价值,认为文学艺术的发展具有必然的连续性,新文学的发展必然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因为“一个人的思想艺术无论怎样杰出,但是无形中总受着他的民族的总文化的影响,———利益或限制”[1](P43)。他说传统有两种,一种是“不适宜于现在”的“过去的道德习俗”;一种是“混在我们的血脉里”的“趣味的遗传”[2](P13)。传统思想中坏的东西,我们应该尽量摒弃,而“超越善恶而又无可排除的传统,却也未必少,如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辞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2](P40)。在他看来,文学是本能的属于一个民族的,一个民族的文学传统就像血液中的东西一样,不会轻易地因外来的影响而改变。他非常自信地说:“凡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以不模仿什么人为惟一的条件,听凭他自发的用任何种的文字,写任何种的思想,他的结果仍是一篇‘中国的’文艺作品,有他的特殊的个性与共通的国民性相并存在,虽然这上边可以有许多的外来影响。这样的国粹直沁进我们的脑神经里,用不着保存,自然永久存在,也本不会消灭的。”[3](P12)他在给青年讲怎样作文学时说,有一点必须注意,即“了解中国文学的传统”,因为“无论现在文学新到哪里去,总之还是用汉字写的,就这一点便逃不出传统的圈子。中国人的人生观也还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立起一条为人生的文学的统系,其间随时加上些道家思想的分子,正好作为补偏救弊之用,使得调和渐近自然”[4](P9)。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打倒文言文,建设白话文。但周作人认为“讲国语文学的人不能对于古文有所歧视,因为他是古代的文章语,是现代文章语的先人,虽然中间世系有点断缺了,这个系属与趋势总还是暗地里接续着,白话文学的流派决不是与古文对抗从别个源头发生出来的”[5](P64)。对有些人骂古文学不好,说20世纪的人不应当看19世纪的东西,周作人说,20世纪的人,也是从18世纪19世纪一步一步进化来的,虽然一时代有一时代可喜可悲的事体,前后的情形不同,但是古今的感情一样,并没有什么多大的特殊。他认为“文学是借用文字了解人的意思的”,“对于古文白话,拿常识作根据去应付他,达到不要限制自由的目的”[6](P104)。在周作人看来,古文“并不是全要不得的东西”,而是“有许多原是可用的材料”[7](P1),正如前清的一套衣冠,经过一番挑拣、洗刷、改裁,仍然大有用处,只是不能再那样穿戴。他把自古以来的古文分作两类,“一类是左国庄韩司马的古文,一类是韩愈以后的古文。第一类是以古文体写的文章,里边有写得很好的,我们读了知道欢喜知道赏识,却又知道绝对做不来,至多只好略略学点手法拣点材料来加入我们自己的文章里”,第二类则“文章自然不至于不通,然而没有生命”[8](P125),不值得读,却易学易模拟。鲁迅在答复《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主张青年不看或少看中国的古书,是极端的反复古主义的态度,在这一问题上,周作人与鲁迅的态度不同。他主张“古书是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9](P101)。如果是强迫的全读,则古书是绝对的不可读。周作人并不是要复归于封建传统,并不是一个穿着现代衣服的士大夫文人,他是非常理性地对待传统文学资源的。他甚至提议“大学里———至少是北京大学应该正式地‘读经’,把儒教的重要的经典,例如《易》,《诗》,《书》,一部部地来讲读”,目的是要以宽宏的历史的眼光,“照在现代科学知识的日光里,用言语历史学来解释它的意义,用‘社会人类学’来阐明它的本相”[10](P76)。即使对程式化发展到极致的旧文学的代表———八股文,周作人亦认为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因为它“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10](P78)。

他认为如果要了解中国文学而不通八股文,结果是“既不能通旧的传统之极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动之起源”[10](P76)。周作人这么说并非要复古,相反,他对复古与排外都是有着深深忧虑的。早在1922年,由当时思想界复古的情形,推测将来的趋势,他就推断国粹主义勃兴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9](P88),而复古与排外都是周作人所不愿看到的。他不遗余力地与复古进行斗争,对五四文学新人、新作竭力加以扶植。当文坛上道学家们围攻新文学作品———郁达夫的《沉沦》、汪静之《蕙的风》时,他写出了《沉沦》、《情诗》、《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等文为之辩护,以明晰的眼光对新文学加以评判,提出“无论凭了道德或法律的名去干涉艺术,都是法赛利人的行为”,并且预言“倚了传统的威势去压迫异端的文艺,当时可以暂占优势,但在后世看看往往只是自己‘献丑’”[6](P730)。可以看出,周氏是以一种科学辩证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学的。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他既不像文化激进主义者那样彻底否定传统文学的价值,也不像文化保守主义者那样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非“复古”。他以经过科学洗礼的现代眼光看待传统,既识别传统残留的野蛮遗迹,又重视探究中国传统文学的正面影响和民族特色,显示出对“五四”时期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理性审视与思考。

二、周作人对传统文学的不同价值取向之原因考察

周作人在科学地认识传统文学价值的基础上,开始向传统文学发掘其具有现代意义的价值资源。他推崇晚明文学,喜读各种杂书和笔记文,抨击唐宋八大家尤其是韩愈的文章,这里自有周作人个人的性情偏好,但更深层的原因应该是对“文以载道”说的一种反拨。周作人对晚明文学颇有好感,他推崇公安三袁的文章,并且把中国近代文学的源头上溯到晚明,认为“五四”现代文学是晚明文学的复兴,主要因为晚明是一个思想和文章都解放的时代,和“五四”时期正有许多相似之处。他说:“明季的乱世有许多情形与现代相似,这很使我们对于明季人有亲近之感,公安派反抗正统派的复古运动自然更引起我们的同感……我佩服公安派在明末新文学运动上的见识与魄力,想搜集湮没的三袁著作来看看,我与公安派的情分便是如此。”[8](P61)周作人推崇六朝散文,说南北朝人著书,“多以骈俪行之,亦均质雅可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郦道元的《水经注》,杨之《洛阳伽蓝记》等都是“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6](P404)。因此他说读六朝文要比读八大家好,“即受害亦较轻,用旧话来说,不至害人心术也”[11](P35)。他说“读周秦文以至汉文,总是华实兼具,态度也安详沉着,没有那种奔竞躁进气”[4](P60)。在周作人看来,所谓古代的东西并非就是难于接受的,相反愈是古代留下来的精华愈为现代人所理解,古典文学中他喜欢《诗经》,以国风为主,陶渊明的诗向来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