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论对生态美化影响

作者：朱利华 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一、绪论：“主体性”成为生态美学的靶子

中国生态美学核心人物曾繁仁教授在其专著《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中认为，西方从柏拉图以降一直到海德格尔，不管是对艺术还是自然的态度都难以逃脱认识论的窠臼，陷入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人类的“主体性”难以消解［１］（Ｐ２３）。北大彭锋教授在其著作《完美的自然》中就环境美学或生态美学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他的结论是，西方环境美学的种种超越企图都是失败的。就艺术而言，现代性艺术自然是人类中心主义，而所谓“非人性转向”的浪漫主义的艺术和前卫艺术，也就是后现代艺术都难逃人类中心主义的魔掌。浪漫主义注重人的感觉和感受，因而浪漫主义艺术将现代性的主体性推向了顶峰，而声称“艺术的去人性化”的现代艺术，也就是后现代性艺术中的所谓“非人性”也是由人来界定的，最终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体现［２］。

加拿大环境美学学者卡尔松（ＡｌｌｅｎＣａｒｌｓｏｎ）将对自然的观照分为四类。传统环境美学的两类。一种是：“风景如画式（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ｑｕｅ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这是一种明信片式的欣赏模式，介乎阴柔之美和壮丽之美之间，备受艺术家的青睐，１８世纪晚期达到高峰，此种模式其实是按人类的欣赏口味分割了自然界并将之压扁至二维。另外一种是“形式主义式（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这一思维受了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的影响，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是审美（ｂｅａｕｔｙ）和责任（ｄｕｔｙ）难以统一。现代环境美学的两类是：“非认知式（ｎｏ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其代表是美国学者柏林特提出的介入模式（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ｏｆ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大致指的是一种多感官浸入式的模式，有点接近中国的体验美学，但也接近欧洲浪漫主义美学。另一种是“认知式即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它受了自然主义的影响，最有代表性的是所谓“科学认知主义（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ｉｓｍ）”，主张用科学家的客观眼光和知识来看待自然［３］（Ｐ５～２８）。彭锋教授则认为，科学家虽然是特殊人群，但也是人，所以，超越“主体性”企图的命运可想而知。

形式、比例、对称、和谐等亚里士多德认知式的美学观念在西方深入人心，难以根除。虽然有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生存论转向，但“文化监狱”的影响太甚，最终无法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悲剧，这使生态美学者忧心忡忡：“现象学还原方法所‘悬搁’的是包括自然在内的各种实体，而保存的则是以‘自我’为核心的‘意向性’，是一种自我的构造性。因而‘自我’是世界的本原，从而成为‘自我创造非我’。这仍是‘自我本原’的‘人类中心主义’。存在主义沿用现象学方法，将包括自然在内的一切实体都看成‘虚无’，极力膨胀人的自由、自我设计、自我选择、自我规定本质，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１］（Ｐ３６）“主体性”的消除似乎可以从中国哲学的超越性里面寻求灵感，尤其是道家。但是道家的“大用”也是“用”，“无为而为”也是“为”，儒家的“内圣”也是为了“外王”，“诚于中”也是为了“形于外”，“积德”为了“润身”，“心广”为了“体胖”。试问，在生态美学本身就是为了人类的生存更好的前提下，“主体性”真的可以超越吗？“主体性”真的有必要超越吗？是什么样的“主体性”需要超越？

二、中西“主体性”的内涵之辨以及“生态主体”的提出

（一）中西“主体性”内涵之辨

在西方，“主体性”指的是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状态下的人的日常境界，主要包涵人的理性思维特性和追求物欲的本能。这一观点从极端的深层生态主义对人类的角色定义可以看出。在深层生态主义者看来，“人类的作用有如病原体，是一种使地球出疹发烧的细菌，威胁着地球基本的生命机能。他们把人类说成是一种全球癌症，它不受控制地扩张，在城市中恶性转移，为了自己的营养和健康攫取地球以保证自身所需的资源。深层生态学的另一种说法是，地区是个大型生物，人类文明是地球这个行星的艾滋病毒，反复危害其健康和平衡，使地球不能保持免疫能力……”［４］（Ｐ１３６～１３７）以上观点虽然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对深层生态主义的偏激分析，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在很大程度上，现代性的“理性大全”和后现代性的“消费主义”的扩张导致了生态危机，“主体性”在清理西方现代性的大语境当中成了贬义词，在生态美学中更是罪魁祸首，生态美学者们大有置“主体性”于死地而后快的态度。戈尔进一步说，在深层生态主义者看来，“人类只是些人形皮囊，命里注定要干本能的坏事”［４］（Ｐ１３６～１４７）。可见，西方的这种主体观有着“人性本恶”的渊源。

其实，我们完全不必在“主体性”这个问题上争执，如果能够做到天人合一，诗意栖居，人文主义又何妨呢，西方不是有人提出用新人文主义修复人文主义吗？中国文化在整体上是认可“主体性”的。这里需要对“主体性”的内涵进行界定。中国主流文化里的“主体性”是剔除了现代性中的“理性大全”和后现代性的“消费主义”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非但不会对生态产生破坏，并且会成为生态美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之境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成为“天、地、神、人”四方游的诗意栖居的其中一方。中国古代的“生命”不同于歌德的《浮士德》中所表现的生命精神，即“向着无尽的宇宙做无止境的奋勉”，而是一种全宇宙的和谐的生命演进，表现为自然的无限生机。这两种生命精神的区别在于“征服”还是“爱护”，是否对自然界的生命保有足够的敏感性。“中国民族很早发现了宇宙旋律及生命节奏的秘密，以和平的音乐的心境爱护现实，美化现实……近代西洋人却是征服自然，征服科学落后的民族，不肯体会人类全体共同生活的旋律美”。［５］（Ｐ２３）中国儒道释三家，如果说有共性的话，该是本性（儒家的复性）、本真（道家的归真）、本心（佛家的见性）的修为，是一种对生命的感悟，也是一种对主体性的认可。但这是一种内省式、力求天人合一的主体性，完全不同于西方外倾式的、主客分离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正是东方思想的美丽精神之所在，也是诗意栖居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