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传统文学解读思考

本文作者：郭鹏 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

一、中国传统文学接受模式的生成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认为科学发展存在着一个动态的模式,即:前科学———常规科学(形成范式)———危机———革命(形成新的范式)———新的常规科学。虽然不是科学,但一个民族文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尤其在接受方面,也会表现出类似的特点,中国文学在长期的接受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普遍遵循的标准范式,出现了类似库恩所提出的动态模式,即前模式化时期(文学作品在接受者面前不表现为稳固的权威和规范,人们能根据自身好尚,较为随意、有选择地借鉴吸收,对传统文学的评价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形成模式的时期(对于传统文学的评价体系业已建立,有了较为固定的评价标准和权威观念,接受不再随意,而是依从权威,缩减甚至取消接受者自身的接受尺度)———传统出现危机(表现为僵化和死板,会出现“万马齐喑”式的慨叹,会迸发出“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呼喊,要求打破众口一词的接受常规,树立自由、灵活的接受自信)———模式的消解与重构(对传统接受模式的突破与整合,形成更为开放、更有生机的新的模式)。在中国文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从先秦到南北朝时期,文学接受的模式就经过了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这种模式在齐梁的肇始,本身就建立在对前人传统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之上。六朝时期,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文学亦表现出“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的特点。这一时期,各种文体业已完备,对文学本质特点的理解已经非常深入。先是曹丕《典论•论文》把充满个体生命色彩的“气”的概念引入了文学范畴,并有“四科八体”之论,初步提出并归纳了文体的部类和特点。

继而陆机《文赋》阐发了他对10种文体在风格上的基本要求,并从创作的各个过程分析了文学的特点。析理之严密,论述之恰切,前所未有,开《文心雕龙》之先河。后来挚虞、李充等人也在作家研究、文体研究方面有所深入。刘勰的《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于文学的各种问题,无所不发其详,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其书更是详细论列了33种文体,牵涉了70余种文体,同时认为各种文体都出于儒家的经典,并依照“选文以定篇”的原则,臻定了每种文体在发展过程中的杰出作品,以之作为文人们学习这种文体所应效法的典范。在刘勰的思想中,经典的地位是最高的,是各种文体写作的最终归依和鹄的。稍后的钟嵘在其《诗品》中,分上、中、下三品列述了120余位作家的诗歌成就,以上品和中品的诗人为最杰出,是应予以效法的做诗榜样,以此来匡正当时学诗者的错讹和盲乱。昭明太子《文选》的选编,是有着相当严格的标准的。他不以经史入选,唯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作品入辑,所选作家与刘勰、钟嵘所论多有相契。优秀作家和作品的规模阵脚已具雏形,在这个时期,这个谱系仍是发展的、开放的,包融性很强,只要能有自己的特点,就会被重视。所以会有讲求工致的颜延之、任?P,也会有平淡自然的陶渊明和奔放孤迥的鲍照。这个模式是有生机的,注定会有大发展。可以说,在唐代以前,中国传统文学的审美接受模式已经渐趋明朗,初步形成这样一种模式:总体上以儒家的经典为归依,并以之为最高范式,统摄各体文学的创作,这是作家创作的终极目标和效法的榜样。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要从某种文体发展过程中的优秀作家入手,以之为模仿对象,并根据自身的禀赋和性情特点,“模体以定习,因性以炼才”,循序渐进,最终臻于经典的境界。唐代文学,正是在这样的接受模式下,辅以国家气运,佐以文人的雄心和热情,终于彬彬然、浩浩然地趋于极盛了。各体文学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才俊倍出,佳作如林,而中国文学的审美接受模式,也于这个时代趋于稳固了。在诗歌领域,有李白、杜甫的凌跨百代,后韩愈学杜亦有特殊成就,得杜之坚稳瘦硬,以怪奇矫厉成其体格。李商隐师杜,得其深切,有绮丽精工之致。

杜诗的影响,在唐代已有不可阻遏的盛大气势。后世诗学接受的模式于此时基本成型,并趋于稳固,杜诗在此模式中,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控驭力。此外,田园、边塞、闺情诸类作品,亦名手如云,各得其致。不过其影响力无法与杜诗相颉颃。元稹、韩愈在当时的诗坛都很有影响,他们在文学传播中所起的作用,很像是我们现在传播学中所谓的“守门人”。他们的毁誉,足可决定作家在身后接受活动中的命运。杜诗既得其大力推扬,便日益有了宗主气。宋代以后,人们在杜甫精神的深切影响下,体会到他坚毅峻洁的伟大人格,又为其诗的痛切沉着和饬炼工稳所倾倒,交相称颂,日夜揣摸,杜诗遂为诗家的绝对宗主,堪与《诗》、《骚》并足而三,并具有《诗》、《骚》所不具备的可行性和实践性。因此,《诗》、《骚》与杜诗虽同为诗学宗匠,但真正能起到长久作用的唯有杜诗。后来江西诗派的诗学理论,就标志着以杜诗为实际宗匠的诗学模式的最终完成。如果说,唐代的诗歌接受模式是在前代的基础上,获得了一个巨大发展而趋于成型的话,那么,到了宋代,这种接受模式就趋于坚实了,但也因这种坚实而越来越保守了。后来,这种模式又历经元、明、清三代,越发地坚实和保守了,涌现出那么多讲论“法”、“式”、“格”的理论,实际上都是依从这种模式的。虽然不断有人试图调整、扩充和改良这个模式,甚至,不乏有人蔑视和否定这个模式,但依然无法动摇它,更谈不上摧毁它了。

二、章太炎的文学模式观

事实上,从文学的发展上看,一种模式的生成和发展,一种新的模式的产生和旧有模式的扬弃和消亡,都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但我国文学的传统模式在长期的发展中,在模式形成的早期起到积极作用以后,却慢慢变得保守消极而趋于僵化了,它的宗主在人们的心里是绝对的权威,不容有丝毫的离弃,这样便限制了人们推陈出新的鲜活的创造力,日益古板和迂腐,新的文学质素,愈加难以从这个坚固的模式下产生出来,于是传统文学失去了那种鸢飞鱼跃的生动和活泼。在国学大师章太炎看来,这种情况是严重的,并且必须加以改变。他非常反对传统的接受模式,通过其对历代文学的评价我们可以有所认识。他在《论式》中说:余以为持论《文选》,不如取《三国志》、《晋书》、《宋书》、《弘明集》、《通典》观之,纵不能上窥九流,犹胜于滑泽者。[1]327要求超越《文选》式的古文范式,广泛汲取各类篇籍的写作经验,超出屋下架屋式的狭仄空间,实践切合实际需要的新式文学。此外,《国学概论•诗辨》云:物极则变,今宜取近体一切断之,古诗断自简文以上,唐有陈、张、李、杜之徒,稍稍删取其要。是以继《风》、《雅》,尽正变。夫观王粲《从军》,而后知杜甫之卑弭也;观潘岳之《悼亡》而后知元稹凡俗也;观郭璞之《游仙》,而后知李贺之诡诞也;观《庐江府吏》,而后知白居易鄙俗也;淡而不厌者陶潜,则王维可废也;矜而不?者谢灵运,则韩愈合绝也。章氏对杜甫、元稹、李贺、白居易、王维、韩愈做了贬抑评价,认为他们在诗歌的内容和风格上,走的是前人的老路,且没有能够超过前人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