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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研究理念影响分析

2021-4-9 | 比较文学文化论文

本文作者:孔许友 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一、平行研究的基本功绩和特点

经过数十年的理论磋商和研究实践,平行研究的方法日益显示出其生命力,并被普遍接受。那么,到底什么是平行研究?平行研究到底有何功绩?要比较全面地了解平行研究,我们首先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平行研究的基本特点和历史功绩:

第一,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这是平行研究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其最大的功绩。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文明背景、不同地位水平的文学现象,只要具备一定的可比性,置于一定的研究目的下,都可以被纳入平行研究的视野。因此,它涉及的范围和对象十分广泛。概括而言,它涵摄比较诗学、主题学、文类学、跨学科研究和文学人类学等次学科。显然,与影响研究依赖事实联系相比,平行研究具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度,上下古今、东西南北皆可为我所用,功夫深处,信手拈来,左右逢源,自由驰骋。

第二,平行研究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平行研究虽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所谓文学性,简单地说,就是涉及的重点和内容必须与文学自身有关,不是文学之外的领域。不过,文学性本身又是个极其宽泛复杂的概念,大致地说,它必须体现文学之作为语言艺术的审美特征。平行研究之所以重视文学性、审美性,与美国学派受新批评影响有关。新批评虽然是在上世纪20年代产生于英国,但其成熟和鼎盛期都在美国。不少美国学派的学者本身就是新批评的成员,如韦勒克等。新批评反对以作者生平、时代背景等为研究的核心,强调以作品文本为中心,突出作品的审美价值、形式因素。平行研究的这一特点非常有效地使比较文学摆脱了法国学派一统天下时期的实证主义作风。而法国学派的实证主义批评方式确实存在着过分依赖材料和繁琐零碎的严重弊端,以致于使本属于文学研究领域的比较文学变成了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和文献考据学。在这个意义上,平行研究使比较文学回归文学,确实功不可没。

第三,平行研究逐渐关注可比性问题。由于平行研究是对没有影响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比较,不需要做事实材料的考证,这就导致在不少平行研究的实践中出现“拉郎配式”的随意乱比或比附的现象,仿佛平行研究具有“无限可比性”。在中国,滥用“X+Y”的模式,为比较而比较的情况已十分普遍,被一些学者称为比较文学的新危机。因此,可比性问题已成为平行研究能否站得住脚的大问题。我们知道,两样东西要进行比较,其前提在于它们必须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完全相同或完全不同都无法进行比较。当然,这不是从一般的哲学角度讲的,因为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全相同或完全不同。重要的是平行研究要找到同和异的点,找到关系,在类似处发现不同,在不同处发现类似,或者在看似无关的文学现象中发现某种思想观念或形式结构等方面的联系。平行研究的方法论前提是,“没有什么文学现象不可比,又没有什么文学现象完全可比。平行研究就处在了可比与不可比的微妙的境地”[1]。不过,找到比较点还不等于完全建立可比性。平行研究要避免为比较而比较的嫌疑就必须进一步明确比较的目标。“比较不是理由,只是研究手段。比较的最终目的是应当探索相同或相异现象之中的深层意蕴,发现人类共同的‘诗心’,寻找各民族对世界文论的独特贡献,最终融贯建立一种更完善的文艺理论体系。”[2](P270)从具体的操作层面上讲,比较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有的学者认为,要落实可比性就一定要从比较中得出某个结论。其实,文学研究本身难免带有模糊性,我们很难要求每篇文章都有一个确定的结论,但至少我们可以要求,比较必须围绕一定的论题,而且论题应该尽量具体,避免宽泛无边,大而无当。总之,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深入,平行研究的可比性问题逐渐得到比较文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可比性对平行研究进行规范已成为平行研究本身的特点。

第四,平行研究向科际综合研究的更大范围拓展。文学本身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文学性也好,审美性也好,都并非纯粹与外界无关。事实上,文学是一个包含多种构成因素的复杂系统,对文学审美性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借鉴和吸收其他领域的成果和方法。这是对科际综合研究的一种理解。但是,以文学为中心的科际综合研究并非比较文学的专利,一般的文学研究也经常要“跨学科”,如涉及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宗教学、民俗学、哲学、历史学等等。如果这些研究都冠以比较文学之名,显然也会使比较文学失去自身的规定性。对科际综合研究的另一种理解是研究“文学跟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诸如艺术(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其他学科、宗教之间的关系”[3](P208)。这种研究也称为跨学科研究,它旨在揭示人类文化体系中的不同知识形态的一致性和共通性,同时,彰显文学之为文学的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但是,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如威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一书中主张这样的研究不应超越国家的界限。这一主张的内在缘由也许是认为不同文化的知识系统具有不可通约性。但这样一来,从一国的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比较中抽象出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规律是否可能又成为一个问题。其实,作为平行研究的科际综合研究可以将两种理解结合起来,同时将其置于跨文化和跨文明的视野之下。一方面,由于不同文化和文明的知识系统实际上既有不可通约的一面,也有可通约的一面,因此,跨学科对话的实现,需要在跨文化和跨文明的视野中,才能“弄清文学及其他学科在人类文化知识架构中的位置及其演变……清理不同文化背景下各学科知识体系的概念范畴、话语规则”[4](P167)。另一方面,科际综合研究不只是文学本身与其他艺术、学科的对话,它还可以指将本属其他学科研究范围的社会历史现象、思想文化潮流等作为研究某种与之并无事实影响联系的文学现象的切入点或参照系,同时,这些切入点或参照系必须具有跨文化或跨文明的性质,即与被研究的文学现象分处不同的文化圈。[5](P102—112)这样既保证了作为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科际综合研究不失其内在规范性,又使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总之,从历史功绩的角度看,平行研究以其开阔的胸怀和眼光,既在理论层面,也在实践层面,开拓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为比较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使这一学科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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