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生态文化思索

作者：赵德君 单位：中共辽阳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

当代社会正在以前所未有速度飞快地向前发展。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当代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同时也由此引发了人与自然界之间日益激化和深刻的矛盾。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一方面人类用自己的主动行为超越了自然界，但与此同时却又最终无法摆脱自然;另一方面又欲想通过自己的行为将自然界改变成为属于人的主体创造的人化世界，而事实的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愈是要将自然世界的存在状态改变成为属于人化的存在的理想状态，其结果却反而常常触发人与自然尖锐并日益深刻的矛盾。因此，于是人类不自觉地陷入了两难的区间:即在不断制造自然世界与人的分裂的同时，却又幻梦般地梦想实现一种人为的理想统一的状态世界。于是，当代人便面对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然生态严重失衡的现实这样一种历史状态存在。与20世纪我们使生态平衡所遭受的严重破坏的担忧相比，今天的情况似乎已经更加严重。面对着这样的现状，已经到了不得不对人与自然的这种相处方式予以反思的时候了。

一、生态问题沉思

就当前的人居环境条件和角度而言，我们在许多时候常提到的一个概念更多的往往是绿化而并不是生态环境，而这恰恰是应该引起我们警觉的问题。其实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语的置换，恐怕有时我们的直觉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周边的环境在更多的时候是处于一种无生命的状态，这样绿化就自然成为改变其状态的一种直接的理由。生态物种的消失、地理气候的反常、地球变暖、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面临枯竭的矿产资源和化石能源……如此种种，人类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的威胁和挑战。这绝不是人类所希望看到的那种终极的结果，而是从另一方面恰恰反映了人的内在自我主体意识的过度夸张和毫无节制的对于物欲追求满足感所带来的直接后果。追求社会的物质发展以及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相对于发展，尤其是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否应该存有极限，是否应该被极限界定?这实在是应该值得人们去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此下去，人类是否会加速导致自身从自然界中逐次消亡并最终造成自我毁灭的这样一种窘境?如此种种，面对人类目前的处境和未来的遭遇，于是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似乎已经到了不得不慎重地考虑这样问题的时刻了。

二、生态文化反思

面对如上的困惑，我们是否可以从中走出，并从根本上摆脱此种困惑?关于这样一个问题答案的结果，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某些思想观念，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必要和有益的参考启示。譬如中国古代先哲们有关人类在宇宙中存在的位置定位的思想，或者也可以称作对于人类自身在自然中或者宇宙内的所处的位置以及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的思想。

孔子说过:“天何言哉?四时兴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意思是说，春夏秋冬的到来，按规矩轮转，万物在自身的逻辑下生长繁育。人也一样，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自己的主动行为使得对象世界的存在状态发生巨大的改变这样的方式，来表明自身的存在呢?儒家“天人合一”的观念强调的是在道德上与天合一。强调人要在道德上努力维护自然的和谐，参赞天地的化育，而不是毁坏天地的生机。《周易》曾说:生生之为易。儒家天人合一的美德，就是参赞天地化育的生生之德。天地既以生生为大德，人就应当襄助天地，助成这种生生万物的美德，从而保存住天地的万有生机，并使这种生机更加顺畅而不受阻隔地体现出来，而不应当抑制或摧毁这种生机，造成这个世界的单调和暗淡。《周易•坤》卦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为了子孙后代，为了生生不息的同类，我们也应当尽最大可能减少对其他生灵的杀伐和对自然的毁坏，这就是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老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2］94这句话，至少含有以下两层非常重要的意思:一是万物都是由道所生，而人类自然被包含在万物之中。二是万物的生存方式原本就是“和”，“不和”就会威胁我们的生存。人既是由“道”所派生，那么人就不应当有凌驾于“道”之上的想法。如果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只能表明人类的狂妄无知与不自量力。今天这个时代确实让我们抛开了过去的愚昧无知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于大自然的恐惧和百依百从，但同时又使我们过分地以为和相信只要依靠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就可以征服一切。但事实并非如此。设想如果人类遗忘了自己能力的有限性，忽视了对于自然界的理性理解，妄断并由此确信人就是宇宙的主宰，那么，结果也许只能适得其反。老子在《道德经》中揭示给我们这样一个规律: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4。地比人大，天比地大，道比天大。16世纪以来，人类凭借实证科学的成就，从心理上把自己从自然中剥离出来，并将自然看成是外在于人的，可以随意被人类征服并且可以通过这种征服来显示人的存在的对象。但随之而来的后果，却是人类被自己的成果所束缚，关进了自己亲手打造的所谓“幸福的笼子里”。

庄子二千多年前就提醒人们要警惕“役于物”，而今天的现实结果却偏偏被当年的庄子所一语道中。而马克思的关于劳动异化的理论同样也在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类在“役物”的过程中，不断地陷入“役于物”的境地，成为物的工具。这样的一个事实是否可以说明当代人类正在以某种茫然的方式，盲目地使自己陷入了如此愚蠢和处境尴尬的这样一种境地呢?三、生态文化的理性回归站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的文明进步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选择的结果，社会文明的发展则是人们通过生产方式的不断改变来推动和实现的，同时这种发展也遵循着一定的交互更迭的内在规律。通常在每一种社会文明形态的后期都因为出现了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从而迫使人们只能选择新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并且每一次这样的选择都能在一定时期内有效地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并使得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得到更好的生存发展的新的空间。生态文明的出现和生态文化的发展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从整个人类社会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在对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问题的认识上就经历了一种由自在到自为、由自发到自觉这样一个认识过程。在早些时候，如二千多年前的中国先哲们那里，就曾有“天人合一”的追求人与自然一体的思想。不过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当时的这种思想更多的应该是来自于人们对于自然的恐惧敬畏意识，因此难免不存有着原始图腾文化的痕迹。这在后来，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直到现在人们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上，就足以充分证明这一点。此时的生态文化形态还是仅仅停留在人与自然关系认知的自在和自发的阶段。尔后，伴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人类社会进入了实证科学的发展阶段。思维理性观念的引入，在不断淡化和消除着笼罩在人们心头已久的对于自然的强烈恐惧与敬畏的阴影。于是，人的自我主体意识被积极唤醒，但也同时因此而走上了另外一种极端，即极端化的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简单地理解为“人是世界的主宰”。正是由这样理念的驱使导致从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直到现在，终于出现并形成了今天这样一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