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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9 | 生态文化论文
作者：刘志飞
一随着环境污染、气候异常、自然资源枯竭等问题的日益突出，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人们普遍担忧和共同关注的焦点。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迫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主流意识支配下的自然观和发展观，并从多维视角探索有效解决生态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由生态危机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文化型态———生态文化（或环境文化），就是指致力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型态。生态文化是人类的新文化运动，是人类思想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自然法则的尊重。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是社会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引领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实现社会、经济、自然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杠杆和动力，它包含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观念、理念等,比如生态哲学、生态审美、生态思维等，是建设可持续社会的文化基因。生态文化旨在使人类树立牢固的环保理念,并通过文化的内在力量规范人们的生产、建设、消费等行为,使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尽可能地减少对环境的危害，从而建立一种遵循自然法则的环境伦理,对现存的经济增长模式、消费方式、资源稀缺等问题重新进行思考和定位,从观念上破解经济增长和保护环境的两难选择,引导人类由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①说到底，生态文化是致力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其核心思想是就是一种能启迪人们的环境意识和觉悟，感染和净化人们的心灵，塑造人们的环境素养和品格，培育和弘扬人与自然和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的社会氛围和风尚的优秀文化。
人格，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倡导一种什么样的人格，既是一种悠久的历史现象，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人格涵义非常广泛，且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的特点。其实，人格不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具体的人格都是现实的，人格的形成与塑造，与特定的生产条件、社会环境、发展状态和文化教育等因素密切相关。它既反映传统文化的积淀和主体的内在特质、价值取向，还通过外显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等表现出来。在社会形态的更替，社会发展程度的变化过程中，如果没有新的人格与新的社会时代相适应，在很大程度上将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人格也经历了一个嬗变的历史过程。今天，“我们所要塑造的生态人格，是对农耕文明时代依附型人格和工业文明时代物化的单向度人格进行反思,符合生态文明时发表展需求的一种新型人格。生态人格的塑造需要世人必须始终保持对自然的感激之心、忏悔之心、敬畏之心、谦卑之心和珍爱之心”，②并“由此引导主体自觉追求生态觉悟，树立生态道德观，倡导一种新的生存与价值体验方式，建立一种“绿色文明”的世界观，谋求并实现人与自然共存共荣、互利互惠的协调发展”。③在我们大力建设生态文明的今天，生态人格的塑造必须从生态文化的三重维度：生态哲学、生态审美、生态思维的培养来实现。
二环境危机的实质不是技术和经济问题，而是文化诉求和价值取向问题。哲学是文化之源，生态文化（或环境文化）建基于哲学取向，环境危机根源于生态哲学思想。生态哲学的任务就是人们在自然———技术———社会的关联中加强对人类生存基础的反思，从而在技术的运用上趋利避害发，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利用自然，重新确立人与社会发展的方向，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生活。无疑，古今中外的生态哲学思想，为我们反思人类面临的生态困境，塑造新的生态人格与践行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有益启示。“在中国传统生态哲学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被称为‘天人合一’，这种关系也许不在于它仅仅强调的是一种道德观、宇宙观，而在于它开启了一种人生境界———一种“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这是一种对生命真谛的把握。”④在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和哲学家都认为“天地万物是一体”。其实，这种万物交融、并育不害的思想，正是中国传统生态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所提倡敬畏天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存智慧价值之所在。“‘天人合一’思想作为古代思想家人生追求的一种境界，要求遵循这一境界就会产生一种渗透于自然万物的关切情怀和生命体验，从而自觉地与自然同体同德，与自然万物和睦相处。当然这一境界的拥有，必须唤醒人的道德自觉，在对待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要有宽广的胸怀与视野，在不破坏自然，善待自然的同时使之自由发展”。①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蕴涵“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不仅形成了我国古代独特的生态文化风貌，更是一种人与自然平等的宇宙观，是一种整体性的大生命观，表现了热爱生命、泛爱众物的普遍“道德关怀”，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为我们构建人与自然一体的现代生态观，为生态人格塑造进而向更高级的生态文明转型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在西方传统生态哲学思想中，同样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智慧价值。从远古开始，历经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初期，大部分的人们相信整个世界都是有生命、有灵魂的。“宇宙万物与人一样，具有意识、意志、愿望和情感，都有精灵或神灵寄于其中。这些精灵和神灵掌握着神奇的力量，控制着世界的一切变化，如果人类违背和冒犯它们，它们就会降下灾祸。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祭祀礼仪，表达他们对神灵的敬畏和尊重，表达他们对神灵保护的期盼”，②这是自然附魅的观点。
“万物是活的”，这是早期西方人看待宇宙的基本眼界。世界是一个自身有生命、渗透着神性、处于生长过程的有机体，世间万物都由其生长而来。③受自然万物和人是同一始基所生的哲学构思的影响，古希腊哲学家始终把人与自然万物看作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在这种生态文化的自然观中，没有主客二分的观念，强调人类借神力来弥补自身力量的缺乏，对自然之母爱恨交织，畏惧难辨。这种自然观对人类实践认知能力产生了久远的影响。“一方面人们乞求大自然神灵的庇护和保佑；另一方面，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逐渐从孕育它的自然母体中凸现出来，逐渐意识到是自己是大自然唯一有理智的存在物。阿那克西关尼和赫拉克里特还分别指出世界转化形成的原则和内在动力。其特征是天人同构、万物一体，人来自始基，人与始基、自然同构，根据人的境遇和状况，安全可以断定始基、自然的状况。”④这种统一不仅表现为它们同为一母即始基所生，来源于同一个地方，而且表现为受这种观念的支配，人能够自觉地与自然和睦相处，把自然视为自己的朋友。当然，这种“附魅”的认识，反映了人对自然无奈的依附性，但是这种依附性也有“准积极”的作用，今天的依附是为了明天力量的壮大。无疑，西方传统生态哲学中强调自然万物和人是同一始基所生的哲学构思，为我们今天塑造生态人格，更好地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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