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考评

作者：姜爱 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人类已进入了21世纪，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由此引发的自然生态灾害日益严重。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把“建设生态文明”明确列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因而“生态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名词，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研究开始受到众多领域里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我国世居着55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在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影响下，通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传统生态文化，这些独特的民族生态智慧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文化语境下人与自然的和谐亲密关系，有利于寻求解决现阶段生态环境问题之路。笔者通过对近10年国内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研究成果的全面梳理，力求真实反映学界的研究现状，并为进一步研究该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参考。

一、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内涵研究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一词是随着生态人类学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所特有的尊重自然与保护环境的物质技术手段、制度措施、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及生产生活方式的总和［1］(7～8)。传统生态文化体现在少数民族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艺术、伦理道德等多个领域，所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袁国友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既包括各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形而上思考和认识，也包括各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的经验性感知，当然更包括居住在特定自然生态条件下的各民族在谋取物质生活资料时由客观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主观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生态文化类型和模式”［2］。廖国强、关磊在比较“民族生态文化”与“生态文化”的区别与联系中，指出了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具体内涵，认为民族生态文化是一种“已然”的文化，“建立在本土生态观的基础上”，“是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3］。

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态文化内涵丰富、各具特色，许多学者都展开了对不同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内容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如廖国强、何明、袁国友系统研究了中国少数民族生产生活领域、制度和宗教中的生态文化以及朴素而深邃的生态伦理观［1］(19～144)。郭家骥对云南少数民族藏、纳西、白、彝、傈僳、普米、独龙、傣等民族的传统生态保护文化进行了阐述［4］。王永莉探讨了西南地区彝族、藏族、苗族、壮族、羌族等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内容及特征［5］。一些学者还展开了对某一个特定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内容的详细深入研究。如刘荣昆从傣族的宗教、稻作、服饰、饮食、傣寨、文学、音乐舞蹈等七个方面，系统研究了傣族的生态文化［6］(8～31);葛根高娃详细解读了蒙古民族的生态文化［7］(14～176);杨红阐述了摩梭人的生态文化和生态伦理观［8］(60～96);王紫萱系统分析了古代蒙古族的生态文化［9］;何峰研究了藏族生态文化［10］(79～461);等等。学术界普遍按照文化学的分类标准将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划归为三类:生态物质文化、生态制度文化和生态观念文化，许多学者都选取了微观研究范式，具体阐述这三者中某一个维度的内容。

1．传统物质生态文化研究。物质生态文化意指适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各种生产生活用具、物质生产手段和消费方式等。崔献勇、海鹰分析了与维吾尔族生存的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技能，剖析了维吾尔族的生态物质文化具有适应性、实用性、稳定性等特征［11］;廖国强阐述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刀耕火种农业中蕴含的朴素而深刻的生态智慧［12］;戴嘉艳以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一个典型的农耕村落为个案，分析了达斡尔族农业生产中的生态文化［13］;梅军、肖金香分析了黔东南苗族民居在自然和谐的生态观念、因地制宜的规划原则、就地取材的节能手段、可持续开发的建筑构造四个方面所体现的科学性及合理性［14］。

2．传统制度生态文化研究。制度生态文化意指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社会机制、社会规约和社会制度，主要包括蕴藏着生态思想的少数民族习惯法、族规家法、古代法等。刘雁翎认为，贵州苗族环境习惯法为保护苗族地区优美的自然环境起到了跨越历史时空的基础作用［15］;康耀坤认为，西部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文化与西部环境资源保护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内在关系［16］;白兴发阐述了藏族、普米族、蒙古族等传统习惯法规范与生态保护的关系［17］;奇格、阿拉腾、盛明光［18］、阿茹罕［19］都探讨了古代蒙古法中的生态环境保护。

3．传统观念生态文化研究。观念生态文化意指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各种思想情感和价值体系，包括少数民族传统生态知识、生态观及民族传统文化，如宗教信仰、神话传说、民间艺术、谚语格言中的生态意识等。董淮平认为，佤族传统生态观的本质属性是将自然视为有生命的个体，它表现为对于动植物的亲情、对于大自然的感恩意识以及利用资源的责任体系三个层次［20］;王立平、韩广富揭示了体现在蒙古族神话传说、英雄史诗、宗教信仰、风尚习俗中的生态文化观［21］;梁正海从民族学的视野深入解读了土家族生产型、宗教型、规约型、隐喻型四种类型传统生态知识的特定内涵［22］;张慧平运用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等原理和理论，系统研究了鄂伦春族的传统生态意识［23］。

二、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生成与少数民族所处地理环境、文化习俗、经济状况、历史传统、宗教信仰等因素是分不开的。王立平、韩广富认为，蒙古族生态文化是从古代蒙古族所从事的游牧和狩猎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产生发展起来的，蒙古族生态文化思想观念形成的最初信仰基础是萨满教［21］。权小勇认为，侗族生态文化形成的原因有三:“其一，侗族属农耕民族，传统的农耕生产决定了侗族生态文化的形成;其二，自然经济的性质决定了侗族生态文化的保持;其三，受汉族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24］张晓东认为，在藏族生态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苯教的信仰;二是生态环境的制约［25］。王紫萱探讨了古代蒙古族生态文化生成的原因:特定的生存环境是物质基础，萨满教、藏传佛教是其精神因素，习俗禁忌的约束、法律的强制性规范是制度保障，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对客观环境的物质需求是其现实基础［9］。宝贵贞在综合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认为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乡规民约和习惯法是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观形成的主要来源［26］。冰梅以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为研究对象，运用动物学与民俗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剖析了蒙古族牧业生产生活方式中动物这个核心环节的生物学属性及其衍生出的精神内涵，追溯了动物在草原自然和社会系统中的地位及作用［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