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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关联

2021-4-9 | 生态问题论文

作者:王岗峰 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由于人类的盲目活动造成的人和自然关系的失衡、冲突,这是制约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过去,我们曾过于简单地把环境问题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而忽视它非制度的一面,掩盖了本国生态破坏的事实。后来,我们又把环境问题归结为工业文明,认为是工业文明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对自然肆无忌惮地掠取,导致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使人类的发展陷入困境,从而忽视了农业文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环境问题已经从局部地区扩展为全人类、全球性问题。马克思主义所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最高层面,就是以地球为核心整个人类与大自然共同生存的命运。

一、自然生态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我们不否认社会制度和工业文明对于环境问题的重大影响,但并不归咎于社会制度和工业文明。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和自然关系问题。关于人和自然关系马克思首先强调人对自然的依赖。他说:“人靠自然界生活”,“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①恩格斯也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②人和自然关系还包括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决定人对于自然的利用和改造,它必须建立在正确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但是,处于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文明,人们都不可能穷尽对自然的认识,他们对于自然的改造必然带有认识的局限性,甚至错误的观念,例如“人定胜天”的观念。所以,他们活动的结果必然或多或少造成生态平衡的破坏。恩格斯早在其手稿《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论述过:“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③他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要报复我们。他例举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地方的居民,以及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砍完了,使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干旱,而雨季又有洪涝灾害。这都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前的农业文明社会,他们同样都是为了自身利益和眼前利益而没有处理好自身与周围的环境、大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我国黄土高原、甘肃、新疆等西北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沙漠化主要也是发生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期。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过度开垦和放牧还造成严重水土流失、沙漠化。而且,发生在农业文明的生态问题不比工业文明产生的生态问题容易解决,我国黄土高原、西北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沙漠化的治理,它比工业文明带来生态环境恶化的治理还要困难得多,距成功时日还遥遥无期。

恩格斯在例举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前自然生态问题同时,也例举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认为木灰作为咖啡树的肥料能获高额利润,结果造成水土严重流失而裸露山岩。①但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发展的过程造成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断裂”,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同样也出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批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造成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恶果的话音未落,我国“三高”企业如雨后春笋迅速出现,比比皆是。甚至我们一些地方还接受西方国家的高污染的工业垃圾。马克思批评的资本主义生产对土地资源的破坏过程,我们现在同样发生,我们为提高土地肥沃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破坏了这种肥沃性的永久源泉的“进步”。城市化进程加剧,大量钢筋水泥路面和高楼,无情地制造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断层,切断了土地自然资源再生产的基本进程,这是任何社会无法避免的,与是否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无关。

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深刻地批评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环境破坏现象,“当一个资本家为着直接的利润去进行生产和交换时,他只能首先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如此。”②但他们还没有认为资本主义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伴随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工业文明还没有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程度。而伴随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工业文明可能造成的自然生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亲历过,如果经历过,他们肯定也会批评的。相反,恩格斯还是对生态文明发展趋势抱十分乐观的态度:“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的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不存在了,这种观点是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③相反,那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更注重社会问题,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恩格斯说:“但是,如果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那末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动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困难得多了。”④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我们渐渐认识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特别是贫富分化、阶级和阶级斗争,我们就有可能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恩格斯接着断言: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⑤我们之所以比较多,甚至整段引用恩格斯手稿《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的论述,是因为有的学者对恩格斯的话误读了,特别是上述我们所引的最后一段话,误读者最多。明明是专门针对社会问题,而不是生态问题,误读者硬把二者扯在一起,说成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只有从根本上改造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生态文明。

不可否认,资产阶级贪婪的本性不仅使他们通过高生产高消费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还利用技术理性使大自然屈从于商业组织,迫使自然界成为商品化了的自然界,破坏了生态平衡,直接危害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包括前苏联)为了整个国家和人民利益,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追求快速经济增长,也同样日益受到来自科学技术的奴役和统治,使生存环境受到破坏。特别是前苏联把技术的奴役和统治滥觞于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将社会主义设想成一架由中央来指导的工业机器,要求个人服从那架机器的要求,割断了他在生活世界中的任何系泊处,阻塞了个人解放和自主的愿望,复制了资本主义的增长模式。我国长期处在生产力水平很低或比较低的状况下,因为人类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总是占第一位的,通过科学技术进步,急于改变落后状态,解决温饱问题是很自然的观念。技术的奴役和统治依然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中发生。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破坏,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发生过的“城市病”等问题也随之产生和发展,已经到了必须深刻反省的关键时候了。因此,自然生态问题的根源的判定,应在更高的层面进行思考,那就是利益。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集体、国家利益,都要服从人类共同的利益。无论哪一种性质的社会制度,都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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