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经济重建理念

本文作者：周建波 马亦欣 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一、发现人力资本:问题的提出

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体系建立在以“人”为重心的认识论基础之上,这是全部体系的逻辑起点。晏阳初在论及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及最后使命时曾说:“今日我国的问题……所谓根本的解决法,在将欲从各种问题的事上去求的时节,先从发生问题的‘人’上去求,因为社会的各种问题,不自发生,自‘人’而生。”[1]P8又说:“假若人民全体或多数,具有解决问题的知识和能力,那就不怕问题之多且难。”[1]P9在1935年举办的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次大会上,晏阳初更于演讲中强调:“乡村运动是民本的,建设是包括科学的技术和内容。”[2]P50即是说,晏阳初将“人”的问题视为乡村建设中关键性的着力点,认为要复兴农村经济必须从“人”入手,而只要能解决好与“人”有关的问题、使“人”具有智识力和改造力,那么乡村建设的成效就可以预见。以人力资本作为解答当时中国农村贫困凋敝问题的关键,既是人力资本问题逐渐进入思想史视野的结果,也是对自近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思想进行经验教训总结之后反思得到的结论。上述两个思想来源在晏阳初对乡村建设的思考中都有明确的反映。

就中国近代史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的认识的觉醒。钱理群教授曾在一场“知识分子下乡运动的历史考察和现实思考”的讲座中指出,“五四时期,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人的觉醒。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三大发现———儿童的发现、妇女的发现和农民的发现,他们在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中,是没有地位的。”以新文化运动本身而言,它所关注的“人”的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诸多方面,作为一场文化运动其目的也侧重于思想上的解放,但“人的觉醒”这一转变的实质正是对人力资本重要性的重新认识。劳动力是生产力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劳动力的思想和素质停滞不前,建设科学民主的现代社会就无法实现。而在所有重新发现的人力资本当中,农民的发现无疑影响最为巨大,正如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所写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层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3]P287-288晏阳初在中外生产水平的对比中发现了劳动者素质的重要,并且怀有对民族复兴的人文热忱。如他在《平民教育》一文中所呼告,“诸君要知道‘民为邦本’的古训,平民是代表我们国家,可是人民居下流的有80%……我们想把中国弄成上流,非我们具有牺牲的精神、服务的精神去提高下流的程度不可。否则缘木求鱼,必不可得。”[1]P3-4而“中国的民族,人数有4万万,在农村生活的,要占80%”,因此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开发和积累自然成为首先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乡村建设运动所要解决的振兴中国、复兴民族的问题,事实上由来已久。自近代以来,寻找中国发展的道路一直是有志之士孜孜以求的愿望,对此所作的思考和探索几经挫折但从未停止过。从洋务运动的失败到维新变法的流产,辛亥革命也并未如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愿建立起资本主义的民主政体,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单纯依靠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或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来谋求民族的复兴是行不通的。从最初的“器物上感觉不足”,到“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在30年代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转变为“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即“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不可”。[2]P287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技术进步和制度革命都没能实现预定的发展生产力的目标,究其原因是因为缺少能够与技术进步和管理方式改变相配合的人力资本积累。晏阳初对于这一问题有清楚明确的认识,他曾说“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比任何问题都严重;它的根本性,也比任何问题还根本。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对于其他问题的一切努力和奋斗,结果恐怕是白费力、白牺牲。近数十年来一切的改革建设失败的经验,已经够给我们认识这个问题的根本性与严重性了。”[4]P33从人力资本入手谋求乡村建设的全面改造,正是出于对乡村经济中人力资本瓶颈的正确认识。由“人”出发谋求乡村整体经济的重建,是认识和理解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的关键所在。尽管从未使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术语来表述其思想,但晏阳初实际上以人文色彩的语言阐明了农村人力资本的缺失在农村经济问题中的关键地位,逐步总结出人力资本投资所应涉及的方面,在分析当时中国农村人力资本现状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建立人力资本积累体系的工作。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在改造中国农村、建立新的农村社会问题上的具有时代和实践意义的尝试。

在现代经济学中,人力资本定义为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所谓人力资本都是指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所开发形成的人的各种能力的总和”[5]P63。这种能力是生产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一种资本。从个体角度而言,人力资本指存在于人体之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从群体的角度而言,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群体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的总和。在晏阳初的理论中,他以其他方式表述了相同的含义,例如在《平民教育概论》中把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和公德心的人称为“整个的人”,以做“整个的人”为教育的目标;在分析农村“愚、贫、弱、私”的四大问题时,涵盖了知识、能力、健康、道德多个方面。晏阳初的整个乡村建设理论体系,在根本上是对农村人力资本问题的探索和求解。

二、研究人力资本:问题的分析

人力资本理论进入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体系,大致是在20世纪的中叶,主要以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贝克尔等为代表。在经济分析中引入人力资本理论,往往能够对某些经济现象做出全新的解释,为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供解答,使经济学理论在分析社会领域问题时更具有启发意义。作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者和主要代表,舒尔茨对农业和教育问题独到而深刻的经济学论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参照,而晏阳初关于乡村建设的理论,在这一问题上体现了异曲同工的经济学思想,并具有贴近当时中国现实的特色。首先是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价值。在人力资本理论中,增长存在依靠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和不依靠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但舒尔茨证明对于现代农业而言,“为了生产丰富的农产品,要求农民获得并具有使用有关土壤、植物、动物和机械的科学知识的技能和知识。”[6]P153对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的状况而言,农民几乎不具有使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准备,也因此导致科学技术无法在广大农村普及推广。晏阳初由中西方生产水平的对比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在与欧洲华工苦力的接触中发现了改变的潜力。他论及华工苦力的学习潜力时说,“我一方面知道他们过的那牛马般的生活,一方面知道他们并不是不能学,只要启发他们,他们就能表现成绩出来。我知道苦力的‘苦’,也知道苦力的‘力’。”[7]P55从这一信念出发,晏阳初开展了一系列投资人力资本的乡村建设实践,事实证明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绩。在1965年晏阳初所作的《关于乡村改造运动的总结》中,晏阳初对乡村建设中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做出了明确评价:“在现代科学技术与农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如果不消除这个差距,占世界人口2/3的农民就永远也不能参与他们本地区、本国的乡村改造,更谈不上参与国际的乡村改造了……消除这种差距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向农民介绍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使他们成为现代化的农民。”[8]P124其次是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涵盖方面。在《论人力资本投资》中,舒尔茨将人力资本投资分为五类:医疗和保健;在职人员培训;正式建立起来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为成年人举办的学习项目(包括多见之于农业的技术推广);个人和家庭适应于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9]P9-10在晏阳初的乡村建设体系中,对于人力资本涵盖范围的认识是逐步推进的,但最终形成了一个与舒尔茨的观点有相同之处、但更具有当时时代特征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