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生态问题论文
作者：张笑扬 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肇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Marxism)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观点和立场，并加以补充和发展，重新阐释全球性视阈下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视为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意识形态化，认为彻底解决生态危机就要实现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彻底变革，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绿色乌托邦”的生态政治理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内涵拓展和视阈重建，为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2011年3月发生在日本东北部海域的特大地震引发了巨大海啸和七级核灾难，人们一时间谈核色变，核恐惧阴云弥漫。但是，自然灾害只是引发核灾难的外部原因，而其人为原因是人类长时间受科技理性主义支配，对核技术的利用盲目乐观，导致对可能诱发的生态风险重视不够;人越来越控制自然，越来越依赖科技，人类就愈加深陷技术营造的牢笼，不断地制造并打开“潘多拉魔盒”，人类重新堕落到了一种非理性的野蛮状态。不容置疑，一切与技术有关的发明创造都会带来副产品，科学技术的创造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全球性问题，反而加剧了生态危机。所以，我们必须摆脱依靠科技控制自然的傲慢与偏见，正确对待科学技术。生态问题绝不单单是一个自然问题，而是一个深刻的人类社会发展问题，它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的异化紧密相关。
一、启蒙理性、技术祛魅与工具理性批判
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用理性驱散了黑暗的中世纪阴霾，恢复了人的主体地位，同时也确立了理性的权威。人具备了技术和知识，更加能动地改造自然界。弗兰西斯•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认为人们只要掌握了科学知识，凭借技术、工具，就能从宗教神学和自然崇拜中挣脱出来，就能控制自然进而成为自然的主人。启蒙理性把理性归结于理性的技术化、工具化、实用化，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控制与被控制、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这些导致了自然的异化和生态问题的产生。工具理性并没有实现人的解放，反而导致了理性的异化和技术权力的高度信仰化，导致了人和自然的彻底决裂。这种把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生态价值观，使得科技崇拜盛行，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使人陷入了生态问题的囹圄之中。总之，脱离了价值理性引导的科学技术不仅没有给人们带来福祉，反而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和危机。正如恩格斯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
人类文明进程就是一部人化自然的历史，从远古时代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到控制自然、人定胜天的盲目迷恋，人们借助于工具的发明和运用来改变自然界的面貌，表面上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在加强，事实上人越来越被自然和权力欲望所支配，人逐步丧失了自我，坠入了虚无的深渊。科学技术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消费享受，却并没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没有带来人们的精神文明生活的提高、人口的合理控制和人的全面多向度发展，而是成为资本奴役人、机械排挤人的工具。“商业化了的自然界、污染了的自然界、军事化了的自然界，不仅在生态学意义上，而且在实存本身的意义上，切断了人的生命氛围。”［2］
建立在近代主体性哲学主客二分思维方式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自然仅仅看做满足人类需要的被动客体，从而导致了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滥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了法兰克福的批判精神，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异化、消费异化、技术异化以及必然出现的生态危机进行了尖锐揭露，为我们探索人与自然合理的物质交换提供了新的方法论。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囿于技术批判和纯粹的道德说教，其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并不是仅仅针对技术本身的批判，他们所批判的是被资本主义所控制的技术理性所导致的技术的非理性运用，以及对自然的无止境掠夺。他们对技术理性展开批判的目的是想把技术从被资本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通过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方面置于理性控制之下。当技术非理性地运用与控制自然时，当人们频频利用技术暴露满足虚假意识时，当人们在林林总总的商品消费之中释放压抑时，当盛行的技术合理性导致人的片面、畸形和单向度发展时，生态问题表面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其实质体现是人与人的之间矛盾关系。只有“控制自然”理解为享受自然，技术革新应用于人道化，工具理性服务于价值理性，生产发展体现为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处理好科技进步和自然生态环境的二重关系问题。
其实，马克思主义早就指出资本主义在产生巨大的现代性文明的同时造成了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精神和批判精神，同时另辟蹊径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生态学结合起来，并从社会制度、消费文化、技术操作等层面展开对当代社会生态问题的剖析和探析。要想实现生态问题的解决和自然的解放，必须把人与自然界从为剥削服务的破坏性滥用的科学技术中解放出来，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资本的逻辑之下，科学技术只能异化为特殊利益集团谋取更大利润和控制压迫他人的工具，对技术理性展开批判的目的把技术从被资本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通过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方面置于控制之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西方其他绿色思潮拘泥于价值观非历史地探讨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解决之道，而且体现在他们始终联系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来考察生态危机的本质。”［3］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解读，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态危机内在联系的揭示，把对生态问题的考察没有简单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是把其产生的根源深入到深层次的制度层面，从资本的逻辑本身、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等几个方面批判性地分析生态危机的本质和根源。
二、追寻制度正义与生态帝国主义批判
安德列•高兹(AndreGorz)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根源在于“经济理性”的过度膨胀，这种经济理性，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这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工具化。日本核电站超期服役运行，出现危险后东京电力公司为了保住利益处置不及时，瞒报信息，最终导致事态的恶化，等等，这些归根结蒂都是资本主义企业唯利是图的本性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