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生态问题论文
作者：金延
生态危机问题已是全球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如何解读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略,是当前学术界探讨的前沿问题。20世纪诞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为基础,对当代生态问题作出了深入的探索,产生了较大范围的社会影响。本文的重点是探索马克思生态问题研究的思路(方法论)。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领悟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更深入地理解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理论发展的进路及其现实意义。
一、讨论的方法论问题
按照学界普遍认同的看法,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问题学者从法兰克福学派对异化问题的反思受到启发,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问题,从而开启了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分析当代生态问题的序幕。接着,绿党运动使生态问题从学术批判转向现实的社会运动,成为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社会现象,给生态学社会主义思潮以发展的机遇。而理论上的需求使人们重新关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重构马克思的生态学成为当代生态问题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但这里产生了一个学说的逻辑自洽性问题,也就是一门学说存在的合法性问题。马克思理论与实践活动的时代,资源的有限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破坏的严重性,以及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等等问题还不是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工业文明所展现的巨大生产力使人们仍然相信人自身和科学技术的无限能力。借助于它,人类可以处理自己生存中遭遇的一切困难。这样,马克思有没有自己的生态观,马克思的思想能否给当代生态问题研究提供有效的思想资源,就成为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路必须解决的方法论问题。无论是肯定的回答还是否定的回答,都会涉及对“生态学”这个概念的界定。
关于人的活动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的思想可以追索到古代社会。但是把它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始于19世纪后半期。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创造了一个概念“Ecology(生态学)”。海克尔把这个词定义为研究动物与其生存的有机和无机环境之间关系的学说。随着科学对生态关系研究的深入,原本被看作仅仅属于自然界的生态问题便逐步凸显了其内在的社会属性。从社会关系、社会活动、人的意识等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逐渐成为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样,生态学研究方法便从纯自然科学领域被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引入政治学、经济学领域,甚至从学术领域转变为一种现实的政治活动。生态学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的扩展,说明生态学有两种存在形态: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学与作为社会科学的生态学。这就为我们回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合法性问题提供了研究的经验前提。
反思生态学思考方式在学术和社会实践领域不断扩张的现实,人们发现,不同的学派或政治派别实际上是在不同的含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这带来交流与沟通的困难。伯克特为了克服生态学概念由自然科学领域引入社会科学领域所引起的这种混乱,提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生态学应当符合四个原则:物质规范和社会规范相结合原则;相关整体论原则;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原则;教育与实践相统一原则①。按照伯克特的看法,传统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生态学片面强调自然对人类的制约性,强调技术的价值,陷入自然决定社会的庸俗唯物主义的困境;而传统的社会科学则片面强调人类活动的主动性,夸大了社会形态对考察人类历史的重要性。同时他反对无差异性地批判现代文明,认为这种批评对生态建设是无益的。他还认为以差异性原则批判极权主义不应当拒斥整体论原则。如果我们注意到一些生态学家把生态问题完全归咎于极权主义,归因于整体论原则(即坚守普遍性原则的观念)这样的学术思潮背景,那么,伯克特强调对整体论原则的尊重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伯克特关于社会生态学尺度的讨论,也包括福斯特的相关讨论,以充分的说服力向我们展示,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分析是当代生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给我们解析当代生态问题留下丰富的思想遗产。伯克特的讨论从一个角度说明,从不同的视角提出问题,对一种学说的属性会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对其价值也会作出完全不同的评价。按照自然科学意义的生态学尺度,马克思的学说自然不属于生态学范畴;按照传统社会科学的评价尺度,马克思的学说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划入所谓的生态学领域。但是,站在伯克特的立场看,这样的批判尺度是不恰当的,会妨碍我们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妨碍我们对当代最紧迫的现实问题———生态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应。
在此我们认为,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进一步研究,这就是一种学说的价值评判尺度的方法论基础问题。本文认为,如果从文本自身研究思路,而不是从当代人的学术立场提出评价视角的话,那么,讨论社会科学学说的内涵和评价它的价值可以有四种尺度,这就是:历史的纬度,社会的纬度,文化的纬度,日常生活的(习俗的)纬度。所谓历史的纬度,不是指从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的角度看问题,而是指从人类历史发展、社会形态历史演变的趋势(或必然性)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展开讨论的学术角度。它关注的焦点是历史变革行动的合理性问题。在西方文化传统,历史纬度的反思可以追朔到古希腊。尽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好国家与坏国家特征的反思,更多地可以归属于本文所认为的社会的纬度,但对好国家的期待,可以说,已经暗含着用合理的社会制度取代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样的思想。文艺复兴时期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家们对未来美好国家的憧憬,表达了新时代思想家对社会形态演变必然性的最初探讨。自维科以后,西方近代哲学家往往以历史哲学或政治哲学的方式探讨社会形态转变的历史必然性问题。启蒙学者对专制制度的批判和黑格尔对历史运动规律的论证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最高成就。
这种纬度的思考,在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所取得的成果为后世思想家提供的思想资源往往最丰富。所谓社会的纬度,是指这样的分析态度:它在基本认同现存社会制度存在合理性的基础上,或者在把社会制度历史评价问题悬置起来的基础上,探讨社会结构设置、社会运行机制、社会决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探讨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治理方略等问题。它对社会问题的批判性分析拒斥或不希望涉及社会形态演变的必然性等深层次问题。它关注的焦点是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问题。这种批判对所讨论的具体问题的剖析可能会很深刻,提出的治理措施也可能由于很实际而获取较好的成效,但在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的讨论中,特别在涉及基本制度根源性分析时,却显得软弱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