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生态问题论文
作者：王英伟 单位：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生态问题是工业文明发展留给现代人的一道尚未真正破解的历史性难题。当现代人高举着科技的大旗向自然界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身后留下的却是满目疮痍和千疮百孔的生态环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日渐恶化的同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也在不断加剧。生态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正逐步演变为一场全人类的生存危机。对于身处“有限地球时代”的中国而言，探寻化解生态危机的方式和途径，真正解决生态问题更是一项关乎我国未来发展的时代任务。
一、自然技术的垄断加剧生态危机
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自然界是按照自然法则自然地演化和发展着的。但是人类社会出现以后，自然发展的自在状态就开始被人类的干预所改变。人类是以破坏自然的原始平衡为代价脱离自然界取得其主体性地位的。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技术承担着重要角色。人类在实践中利用自然技术将自然界从自然物升华为符合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属人之物，而现代科技的发展更是早已超越了对自然进行简单的加工改造阶段，而是越来越多地创造出自然界不曾有过的新物质。当这些人工合成物越来越多地被填充进自然界当中后，自然界的原始平衡就被打破了。在技术的座架中，自然被纳入人的技术生产系统变成了巨大的资源库、能源库，自然的自然性、复杂性和丰富性没有了，成为一种非自然的存在。在自然由自然到非自然状态的转变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日趋紧张。面对人类永无止境的欲望，自然在以自己的方式对人类的践踏实施反抗，生态危机就成为自然攻击人类的武器。因此可以说正是自然技术的这种不断膨胀和泛滥，导致现代人的生态危机层出不穷。于是人类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窘境:人类对自然的每一次胜利都将遭遇到自然的报复和惩罚。在经历了渔猎文明时代人对自然怀揣着的敬畏之心到农业文明时代人对自然的模仿和有限伤害，再到工业文明阶段人对自然的肆无忌惮的征服和破坏，自然的古来神性正在自然技术面前逐步退却。
随着西方现代性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展，自然技术的威力就不可避免地覆盖了全世界各个后发现代性国家和地区，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正在使中国由一个科技落后国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科技强国。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响彻中国古老大地的每一个角落的同时，一切物质的、精神的和生物的存在都在以可怕的速度被技术理性所主宰，变成可计算、可复制、可交换的存在。中国社会正在变成“一个致力于最大规模的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为整个机器的由计算机所控制的完全机械化的新社会”［1］。在这样的社会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就成为人们的唯一梦想，为不断促进经济增长和刺激消费，人们更加迷恋自然技术的力量，其结果就是人们在不断地被自然技术控制的过程中，一方面，自然成为人们征服的战场，导致生态危机、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等问题;另一方面，一切精神的、道德的、宗教信仰的价值和意义正在失去色彩，并最终被技术理性所取代。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演化历程被浓缩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我们付出的自然代价是惨重的。在追求以资源的高消耗、高污染为基础的工业化进程中，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过密、物种灭绝等诸多生态恶果将我国的生态系统推到几近崩溃的边缘，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需要各类的经济行为都能把生态效益考虑进来，形成一种与生态平衡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循环经济形态，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一方面，要将生态系统可开发、可利用的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另一方面，要将经济发展成果用到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保护上，让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的发展，形成生态与经济的良性循环。
二、社会技术的落后催生生态问题
仅从自然技术的层面，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寻找造成生态问题的根源实际上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马克思唯物史观指出，“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也就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的关系中，人同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2］。正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男女关系，人和自然关系与人和人的关系连接起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包含在人与人(社会)的关系之中。所以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并不是对立的，因而也无法把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但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马克思认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更根本的关系:“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3］所以，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构造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问题根源就在于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到底反映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所以生态问题与其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对立不如说是人与社会关系的扭曲与不和谐。面对自然技术的垄断及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以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为己任的社会技术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却一直处于落后或不在场的状态。英国学者拉尔夫•达尔道夫曾经指出“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与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4］
这种对抗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协调和控制，必然导致国家、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不平衡化。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关键期的中国而言，这种风险尤为突出。自然科技的高速发展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增长，导致传统的生产、消费结构和关系的巨大变化，消费成为主导，以消费来推动生产的经济结构加剧了人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的开发和利用，导致人和自然的关系危机频发。然而，我国目前尚在进行中的社会制度的转型和不断调整使我国还缺乏成熟、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从而无法实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效的协调和控制，也导致目前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接踵而至。由此可见，正是社会技术没有根据自然技术开发和使用的方向及时调整社会关系，导致自然技术的滥用和社会问题的频发。1978年之后，中国社会体制的改革才被提上日程，其改革进程是谨慎而缓慢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建和选择”的社会技术研究从那时才真正开始。相比于自然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技术明显呈现出滞后状态。于是就出现了不是通过社会技术对社会关系的及时调整来规避自然技术的垄断和滥用的后果的出现，而是在自然技术的垄断和滥用的后果在中国社会已经既成事实之后再手忙脚乱地寻求解决对策。事实上，目前我国社会中存在的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都是社会技术在和自然技术的制衡中处于落后状态，无法通过协调社会利益分配关系、健全利益分配机制来理顺社会关系、平衡社会结构所造成的，由此才引发一系列生态问题和社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