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学的价值取向

历史文学的古为今用是个传统的话题，古往今来谈论很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并不理想，不少应该探讨的向题尚未很好地展开，例如古为今用原理及其两极不同的价值取向的研究就是两个薄弱环节‘迄今为止，我们几乎很难找到可资满意的理论析说.即使有，大多也倾近于经验感性的颖悟而显得比较粗浅。在文学领域中，“单凭经验性的观察决不能充分地证明必然性。”①因此，这就不仅影响到历史文学理论研究的深化，而且反过来给它的创作发展带来不必要的制约。实践证明，古为今用原理及其两极不同的价值取向是仿史文学创作中的大端问题。深入地就此展开探讨，对当代历史文学来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古为个用的基本原理

历史文学为什么可以而且必须古为今用?这里归纳起来‘，其主要的理论缘由有以卞这样三占.

(一)古为今用的原则是以古与今即历史与现实虽不相同但却具有某种内在的继承联系作为自己的逻辑基点。历史辩证法向我们表明:历史的发展是以螺旋型的形式上升的。每一种社会形态都要在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重复出璐，因而历史与现实是割不断的，它在不饲的阶段，常常会发生惊人的相似之处，亦即“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且仿佛像旧东西的回复.”②用系统的眼光看问题，•把古为今用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完整历程中考察，历史不是节节逝去的外在事物，而是作为人类存在的、发展着的人的本质力量，丰富和展开的过程，它们在精神主体上彼此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今天是昨夭的发展，不可能不留下昨天的痕迹，昨天是今天的由来，也必然能从中找到今天的某些渊源‘因此，要把握厉史、就不能人为地分割过去与现在，而必须将它们视为一个既矛盾又统一的整体。乌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把钥匙。下等动物身上透露的高等动物的预兆反而只有在已经认识了高等动物之后才能理解。”③我们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也情同此理:对现实社会中一某些事物的理解，有助于理解历史中与此相通相近的事物:反之.对厉史的重新认识，一又能促进对现实的深;刻的理解。因为诚如奥特加和科林伍德所说，“厉史是一干体系，是全部人类经验之联成为一个单一的、无可抗拒的链锁体系”④，’它的历程无始无未而只有“转化”、历程Pl转化为P2，但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界线标志着Pl的结束和PZ的开始、内并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有结束，它只是改变了形式而成为PZ。PZ也并没有开始，它以前就以Pl的形式存在着了。一部作品引进的事件可以有其开始和结束，但它所叙述的历史本身却没有开端和结束，只不过被纳入下一种形式即PZ并和它融为一体而己。⑤西方存在主义从唯心论、唯意志论的“存在观”出发，在这个问题上就表现了明显的偏狭和极端，他们完全抹煞现在与过去的因果依存关系，认为古今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异质性”，现在的一切都与过去无关，它只不过是人为了现实个体生存和发展的一种自我“设计”。⑥他们这种所谓的“时间辩证法一点也不辩证，不独与马克思主义有关古为今用的论述相抵悟，就是与奥特加和科林伍德提出的“历史是一个体系”、“历史转化说”相比也大相径庭。因此，在这些人的眼里，古为今用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合理的正确命题。

(二)强调古为今用，是以价值论作为它的哲学基础。根据最近有的同志的研究，认为哲学应该包括认识论和价值论两方面内容。认识论是研究人对客观世界本身固有属性和规律的掌握，价值论则研究主体的需要及对象的价值属性。这两方面在实践论基础上得到统一，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完整的哲学思想。离开了认识论，价值论就失去客观依据而导致唯心论;离开了价值论，认识论就成为机械决定论和宿命论.只有二者互相联系又互相依存，才能避免片面的客观性和片面的主观性真正上升到科学的高度。⑦历史文学所以要古为今用，也是这个道理。因为历史文学真实作为人类精神形态，它既包括认识方面也包括意向方面，如果仅仅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关系角度进行阐释，还不能说明它的审美活动的本体价值、它的意向归宿所在。人创造精神文化以及对历史真实的追求，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有益于自身，协调与现实的关系，达到对象的本质化。作家进行历史文学创作决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他总是挑选在他看来于“今’，有用的史实对象。历史文学真实当然必须是文学的，它是属于文学功能圈范围的真实;但历史文学真实又从来都不仅仅是文学的，它从来不仅仅是纯粹的非功利的审美真实形态的体现，而且也是社会意识、政治意识、历史意识、现代意识尤其是忧患意识的体现。为历史而历史、为真实而真实固然可以宣称“永恒”，却永远得不到为人生为时代的艺术的博大深沉、痛切热烈.雨果说得好:对于一个历史文学作家来说，“自以为超越共同利益和民族需要之上，避免使自己的精神对当代人有所影响，把个人的利己生活和全社会伟大的生活隔绝起来，这是一种错误，而且是犯罪性的错误。如果诗人不献身，那末谁献身呢?如果竖琴的声音不去平息风暴，那末什么声音会在风暴之上升起?如果既具有古代智慈所赋予的调和人民和国王的能力，又具有近代智慧所赋予的分化人民和国王的能力的那种人，不去触犯无政府主义的仇恨和专制主义的轻蔑，那末又有谁去呢?”⑧他的话与我们此说的价值论无疑是十分相吻的。从哲学的语言讲，这就叫物的有用性或主体需要的对象化，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历史体现。日本学者中岛碧在《郭沫若史剧论》一文中批评中国的历史文学普遍具有借古讽今或借古喻今等目的，并说他们日本的历史文学便不复有这样明晰的特征。⑨她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实际上，日本历史文学创作古为今用特征也同样十分明显。就拿六、七十年代的历史小说来说，这之中大量地出现写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人物和北方领土回归题材，就是为了激发日本民族经济赶超欧美大国、收复被苏联占领的北方领土的目的之需‘这个事实再次说明了哲学价值论存在的不可抹煞和无法超越。客观情况既然是如此，那我们又怎么能否定古为今用的合理性呢?

(三)强调古为今用，还与艺术是通过社会中介项进行消费、协调主客关系的功能特征密切有关。早逝的英国美学家考德威尔在他的《论美》中指出，艺术创作总不免存在主客体关系矛盾的问题.如何调和这种矛盾呢?他认为主要靠主客关系里的“还有一个第三者”，那“就是与个人对立的人群—就是社会”。一因为作为主体的人是社会的一部分，作为客体的环境对象也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就是真正的中介项”，只有通过社会的联合调节，艺术才能成为‘种消费，才能产生真和美.⑩考德威尔的论析殊为探刻。的确，不管客体还是主体，无论它们怎样客观或主观，作为社会的存在物或一部分，它们必然烙上社会的因素，受时代环境的制约和影响，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作家主体之于史实对象是有选择的，他只能接纳他所感兴趣的那部分。⑩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主体的这种选择并不是作家个人“纯主观”的一厢情愿，它同时还暗含着一种明显的社会指向.为什么拿破仑建立帝国之时，西欧许多国家的作家不约而同地从自己本民族的历史中吸取养料进行历史文学的创作，为什么抗战之时我国大后方的作家纷纷青睐于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一时形成了历史文学(主要是历史剧)的大潮，这之中就有鲜明的时代因素在起作用。它与其说是作家个人的主观选择，还不如说是时代社会的选择。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融时代社会选择于作家个人主观选择之中，或者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归结到心理学上讲，就是“意识不是在刺激物(作用于人脑的事物)的影响下人脑某种神秘的放射意识之光的能力的表现，而是人们所参与的并通过人们的头脑、人们的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所实现的那种特殊关系即社会关系的产物。”⑩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本质上是社会的，他永远生活在具体的时代和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因此，即使他最忠于自己，矢志真实，他也不可避免地分享一定的社会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