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历史文学创作浅析

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叫历史文学。中国历史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曾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现代历史文学的创作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中国现代历史文学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一种题材式样。它是新文学的作家们在现代意识指导下对中外历史题材(包括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神话传说、寓言及古代文学作品等)进行审美选择的产物。因此在文学观念、历史观念、文学形式、人物系列诸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具有鲜明的特点。本文从纵的方面对现代历史文学的创作情况进行总结,并着重论述其在文学观、历史观、创作方法等方面的特点,以就教于大家。

一、“五四”时期(1917-1927)是现代历史文学的初创时期,和现代题材的文学一样,历史文学在文学观念和历史观念上也主要是表现当时“人的解放”的时代主题,在文学形式上主要是历史小说和历史剧两种。鲁迅是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1922年11月创作的《不周山》是新文学史上较早的一篇历史小说。这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1]的小说,首先表现了用现代意识去解释古事的原则。作品中女娲的那种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创造精神,正是“五四”时代精神的体现。艺术上,作者将古人和今人,古事和今事错综交融,把对女娲创造精神的雄浑描写和对“古衣冠小丈夫”猥亵行为的嘲讽交织在一起,显示了“随意点染”[2]的艺术魅力。1926至1927年,鲁迅又创作了《奔月》和《铸剑》两篇历史小说。这些作品,思想内容上个性主义色彩更加鲜明,高扬着个人主义的复仇精神——这是“五四”破坏、反抗的升华。艺术上更至完备,特别是《铸剑》则把历史小说的悲剧艺术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几乎与鲁迅同时,郁达夫也创作了历史小说《采石矶》[3]。这篇描写清代诗人黄仲则幕僚生涯的作品,实际上却表现了作者自己愤世嫉俗的思想情感。这种强烈的主观抒情性,也是“五四”历史小说的一个特点。郭沫若于1923年创作的《宛雏》和《函谷关》也具有这种特点。小说前者表现庄周在穷窘生活中心境的变迁,揭露了惠施心胸的狭隘,流露出作者对世态人情的愤懑;后者借老子自我批判,说明“人间终是离不得的,离去了人间便没有生命”的道理。用“科学知识对于历史的故事作了新的解释或翻案”,来抒发自己的主观感情和达到“对于现实讽喻”[4]的目的。

郭沫若是现代历史剧的开创者。1921年他的诗集《女神》中就收录了《湘累》、《女神之再生》、《棠棣之花》等三篇(部)历史诗剧,为史剧创作作了最初的尝试。1926年他的《三个叛逆的女性》出版,已是比较成熟的历史剧作。剧作从思想内容上突破了传统礼教的桎梏,以个性主义的价值取向洗清了千百年来泼向女性的污泥浊水,恢复其女人的独立尊严,从而确立了本期历史剧表现“人的解放”的时代主题。剧中卓文君的“你们老人们维持着的旧礼制,是范围我们觉悟了的青年不得,范围我们觉悟了的女人不得”的叛逆呼喊,显示出觉醒女性独立、自主、勇敢、无畏的人格尊严,具有极大的积极影响。在艺术上“借着古人的皮毛来说自己的话”[5]的特点,显示出“以古谕今”的主观抒情风格。总之,“五四”时期的历史文学在西方现代观念影响下,确立了从总体上否定封建思想和制度,追求人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时代主题。作品内容上所表现的创造的欢乐和复仇的悲壮,刷洗历史女性身上的污水,倡扬独立、自主、平等的现代道德,抹去“圣人”头上神圣的光环,恢复其“人”的本来面目,则是跳动在时代主旋律上的主要音符。艺术上,首先,现代历史小说突破了传统历史小说演义历史的结构模式,以新的结构形态使现代历史小说汇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潮之中,而鲁迅的“随意点染”的创作方法则形成了现代历史小说创作的浪漫主义一脉。其次,以西方话剧形式进行的史剧创作,不仅打破了中国戏曲的传统形式,而且为现代戏剧(话剧)的发展提供了经验,而郭沫若“失事求似”的创作特色,则奠定了现代历史剧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不过,“五四”时期的历史文学创作数量还不多,取材范围也不够广。史剧创作由于大多注重于“翻案”,理念色彩和拔高古人的倾向也比较严重。凡此种种,都有待新的突破。

二、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1927-1937),历史文学特别是历史小说创作出现繁荣的景象。和当时现实题材的创作一致,作家的历史观、文学观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单纯表现“人的解放”的主题,开始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审视历史,力图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表现历史上的农民革命运动,从而反映“阶级解放”的时代主题。首先,借历史表现出革命风暴的代表作家是茅盾。1930年秋,他先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豹子头林冲》、《石碣》和《大泽乡》,不仅开拓了现代历史小说的取材范围,而且更为鲜明地折射着现实的阶级斗争。《豹》描写林冲在逼上梁山后又被王伦百般刁难的遭遇,突出了他强烈的复仇意识和对智勇兼备的领导者的渴望。《大泽乡》以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为题材,虽然陈胜吴广的性格刻画得不及林冲那样鲜明丰满,但作品中却流荡着更为亢奋热烈的激情:“地下火爆发了!从营帐到营帐响应着‘贱奴’们挣断铁链的巨声。……”——阶级解放的时代主题昭然若揭。另外,从西方史实和神话取材而服务于现实阶级斗争的,则以郑振铎和巴金的历史小说为代表。1933至1934年,郑以古希腊神话为题材创作了《取火者的逮捕》一组四篇小说,巴金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创作了《马拉的死》等一组小说,这些作品用巴金的话说,“既非‘替古人担忧’亦非‘借酒浇愁’。一言以蔽之,不敢忘记历史的教训而已”,[6]现实的针对性十分明显。鲁迅在中断历史小说创作七年之后,从1934年起又陆续创作了《非攻》等五篇小说,并和前期的三篇一起,于1936年结集为《故事新编》出版。后期的这些创作,在思想上显示了鲁迅对待中国历史的唯物史观,其内容上,一方面歌颂我们民族历史上脊梁式的人物如大禹的艰苦实干,如墨子的兼爱非攻等;另一方面批判消极避世如伯夷叔齐,无是非观如老庄等民族弱点。艺术上除了进一步发展前期“随意点染”的创作方法以外,还开拓了“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教授小说”[7]一脉。郭沫若1936年间创作了《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等六篇小说。这些作品虽然“只是被火迫出来的‘速写’”,但“在事前也尽了相当的检查和推理的能事以求其真容”。[8]虽然为古人“翻案”的意图减弱了,但是明确的古为今用的创作原则和浓郁的主观抒情性,仍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特色。与早期作品相比,有意拔高古人的倾向淡化了,唯物史观的影响则明显地增强了。移植西方文学思潮创作历史小说,施蛰存首开风气,他把现代主义“心理分析”的创作方法运用到历史小说的创作上,1932年出版的《将军底头》就是这种探索的成果。剖析“双重人格”在性爱方面的内心冲突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特点:如《鸠摩罗什》是写道和爱的冲突,《将军底头》、《阿褴公主》是写种族和爱的冲突。不过作者只是有意“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现实主义的轨道[9]”,因此施的小说就具有中国现代主义的特色,人物性格的发展也有迹可寻,如《石秀》虽然是用意识流手法描写石秀的“性欲心理”,但是作者所表现的石秀内心的矛盾却清晰可辨:一方面是潘巧云的容貌在石秀心里所激起的欲望涌动,另一方面则是道德意识筑成的坚固堤防一直小心翼翼地控制着本能对理智的冲突。这种把现代主义的手法“移植”到现实主义轨道的探索,开拓了历史文学的表现空间。郑振铎着重从传统历史文学的套路中探索新意,以“博考文献,言必有据”来普及历史知识。1936年,郑振铎出版了历史小说集《桂公塘》,作品在忠奸对照的描写中,高昂着一股民族正气,对鼓舞人民救亡图存的志气,具有积极的作用。创作方法上则是在忠实于历史事件基本格局的基础上,恰当地安排故事情节,使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显示出历史小说另一种风格,即鲁迅所说的“教授小说”的风采。现代长篇历史小说在经历了十几年的孕育之后,到30年代中期也成功面世,李吉力人是成就最高的一个。从1935到1937年,李陆续创作了反映我国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这段历史的三部连续性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填补了新文学史上的一项空白,在当时的文坛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作者把清朝末年的中国社会比喻为“一潭死水”,在这潭死水上面慢慢皱起一点波纹,很快又演变成“轩然大波”,一个朽腐的社会,必然在“暴风雨”的侵袭下受到震撼,终于土崩瓦解。通过广阔的历史背景的描绘,暗示了一个社会变革的时代必将很快到来的历史规律。在艺术上,它具有历史小说和乡土小说的双重品格:一方面它生动地反映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历史风貌,另一方面,它又以恢宏的气势,再现了清末民初四川成都一带由世态人情、市井习俗组成的“风俗史”,重点塑造了普通的虚构人物如罗歪嘴、蔡大嫂等形象,开了现代历史文学又一表现方法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