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封建帝王评估问题

2006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我的《历史文学中封建帝王的评价问题》一文,得到了包括《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多家报刊的转载。这两年我继续思考这个问题,觉得意犹未尽,这就有了“再谈”这篇文章。本文将以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为例展开论述。

一、当前历史小说、影视剧的基本结构模式及蕴含问题

这30年来,历史文学的创作成为当代中国当代文化的一大景观,各类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电影、电视连续剧不断涌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这当然是十分可喜的。在历史题材的小说、电影、电视剧中,封建帝王的题材又占了很大的比重,从秦始皇、文景之治的帝王、汉武大帝、贞观之治的帝王、朱元璋,到清代的所谓“康雍乾盛世”的三位帝王,都以鲜活的形象活跃在银屏上面,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但是,这些作品的作者对于封建帝王绝大多数都采取了以歌颂为主、贬抑为次的态度,他们一个个都只是小有瑕疵的英主,为中国历史作出了许多的贡献,似乎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中国封建帝王建功立业的历史。如果我们撇开这些以封建帝王为题材的文学、影视剧的具体情节和细节,仅就其结构模式来看,除少数的作品之外,几乎都是忠与奸、善与恶、朋党与朋党(指党争)、满(或别的民族)与汉的二元结构。故事就在这些二元结构的模式中演进。在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中,我们看不出这段历史与几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内在联系,似乎这一段历史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主要的矛盾是老臣鳌拜与少年康熙的斗争,藩王平西王吴三桂与成年康熙的斗争,台湾的郑经与康熙的斗争,蒙古部族首领葛尔丹与康熙的斗争,这都是忠与奸的斗争。虽然这些矛盾与斗争有时也交织着统一与分裂的斗争,但作者主要是把它们当作忠与奸的斗争来处理。因为鳌拜、吴三桂、郑经和葛尔丹的问题是不忠于大清国,想取大清而建立新的王朝。伦理道德的故事在这些作品中也占有相当的成分,除了奸臣是“恶”之外,还有伪朱三太子朱慈炯、太监黄敬之类也是恶人,他们用美色引诱康熙,像朱慈炯在起义失败多年后还耍阴谋,偷了三门红衣大炮想在康熙南巡南京之际,企图谋害康熙。这种善与恶的斗争也与忠与奸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此外就是党争了,皇帝的身边的大臣,总会分成不同朋党。康熙成年执政时期,分成索额图与明珠两派,这种无穷的党争结构模式,也是故事的推进力。如索额图背后有三皇子———太子,明珠背后有慧妃和皇长子,他们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再如新来的大臣李光地夹在他们两派之间,左右为难,皇帝明知李光地的处境,明知李光地所陈述的索额图和明珠的情况是事实,但为了保持朝廷的面子,还是把他打入狱中。此外,满与汉君臣之间或臣子之间的争斗,也是交织着其他二元结构的一种模式。康熙和其他满臣对汉臣周培公的平定三藩之乱,又用又疑,最后为朝廷立了大功的周培公被弃置于冰天雪地的东北,早早了此一生。康熙和其他满臣对于用姚启圣光复台湾,也是又用又疑或疑用参半,导致姚启圣三起三落,最后姚启圣立了大功不过是奖给西湖边上闲置的一座藏有许多图书的行宫。

从这种忠与奸、善与恶、朋党与朋党、满与汉的二元结构模式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把忠、善以及利用朋党矛盾、满汉矛盾作为肯定康熙皇帝的基本根据,而皇帝永远是站在忠、善和巧于利用矛盾等这“正确”一边的,那么顺理成章就应该加以歌颂、赞美。这里,我们的问题是,在脱离历史的大趋势、大潮流下,所谓的忠与奸、善与恶、朋党与朋党、满与汉等二元对立是否能作为肯定、歌颂的出发点?对此我们需要加以辩析:所谓的“忠”与“奸”的问题。“忠”与“奸”完全是站在某个帝王的立场来说的。为什么忠于康熙就是“忠”,不忠于康熙就不“忠”。“忠”说穿了是一个“依附”的问题。在三藩与康熙斗争中,如果我们不看历史大趋势、大潮流,谁能说得清楚依附于康熙就是“忠”,依附于平西王吴三桂起来造康熙的反,就不“忠”?在康熙打葛尔丹的时候,谁能说得清楚依附于康熙就是“忠”,依附于葛尔丹就不“忠”?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实质。当康熙南打北抚之际,康熙不得已把自己的心爱的女儿蓝齐儿嫁给葛尔丹,蓝齐儿死也不肯去连鸟也飞不到的大漠中去,她去求助于孝庄皇太后。孝庄皇太后只能用自己亲身的事例来说服蓝齐儿应该为大清国效力,但蓝齐儿进一步追问:如果她成了葛尔丹的妻子,万一自己的父亲康熙与自己的丈夫葛尔丹打了起来,她应该忠于谁?对于这个问题连老于世故的孝庄也说不清楚了,她只含糊地说:你忠于父亲康熙和忠于丈夫葛尔丹都是对的,也都是错的。从这里,我们可以领悟到,所谓“忠”不过是对某个帝王、将相、大臣的依附问题,如果脱离开历史的走势,用“忠”与“奸”是不能说明什么的,或者说是没有意义的。“忠”与“奸”是封建帝王制造出了的、专门用来欺骗臣民的、并使其一心依附于他的统治的思想牢笼。孙悟空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我们的作者似乎连孙悟空的思想水平也还未达到,用“忠”与“奸”来作为评价帝王、臣民的依据是很难站住脚的。

所谓善与恶的问题。我们当然承认历史过程中,确有善恶、贤愚、得失、合乎人道和不合人道等区别,但这些因素都要纳入到历史大趋势中去考察,才会有意义。在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中,苏麻拉姑和容妃都以贤慧、善良、讲人情、人性出名,但她们的道德行为,只与康熙有关,或者说被纳入到康熙统治行为中去,本身并不是改变历史的积极力量。容妃被康熙允许回福建省亲,路上遇到李光地带领一群孤儿女子,他们拦车上奏折。容妃见这些清一色的女性孤儿十分可怜,连忙拿出二百两银子相赠,表现出她的十足的同情心。但她的善行只是康熙恩威并施统治的一部分,并没有因为她的道德而改变历史发展的程序。意味深长的是,最后容妃在太皇太后孝庄死后,向征伐归来的康熙传达孝庄不让废太子以免引起诸王子内斗的旨意,康熙明知这是真的,却给容妃扣上“矫旨欺君”的罪名,把容妃打入冷宫,最后让她去洗刷全皇宫的肮脏的尿桶,在康熙执政60周年的庆典的喧闹声中,她被尿桶砸死,结束了悲剧的一生。而导致容妃悲剧的恶人就是康熙自己。在皇权思想的笼罩下,狭隘的道德主义对于历史的发展并不总具有关联性的。所谓朋党之争的问题。在朋党初现时,皇帝往往故意装作不察,以利用朋党之间的矛盾,搞权力平衡,以便于皇帝对大臣之间关系的控制。在《康熙王朝》中,康熙初临政,觉察到身边有索额图和明珠两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他去告诉孝庄皇太后,孝庄则给康熙传授经验,意思是:朋党之争,历朝历代都有,有弊也有利,“弊”就是影响朝政的运作,“利”就是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不和,加以平衡,树立皇帝的威严,让不同的朋党朝臣都能尽心竭力为朝廷服务。孝庄的话,说明了帝王并不是要排斥朋党,而是要利用朋党,封建帝王的腐败性由此暴露出来。我们的作者并不能看清这一实质,往往去赞赏皇帝搞平衡的丰富经验与玩弄权术的技巧。帝王的另一面是不能让朋党威胁自己的统治。在朋党势力过分壮大,已经感觉到某个朋党可能威胁到自己的统治的时候,就要利用所谓的“风闻言事”,广开言路,揭露朋党的罪行,坚决予以剿灭。如在《康熙王朝》中,当索额图和明珠两党势力大增,朝廷上下一半以上的官员都加入了这两个朋党,其危害已经妨碍了康熙的统治,甚至有篡权的阴谋在偷偷运作,那么康熙就拿明珠开刀,不但夺其官位,抄没家产,而且投入狱中,毫不留情。索额图最后也步明珠的后尘,篡逆事发后,被投入监狱。我们的作者则没有看清帝王的用心,并非真要肃清腐败,反而有意无意地称赞皇帝反对贪腐的决心,歌颂皇帝的圣明,康熙在乾清宫挂上“光明正大”的匾额,作者也似乎认为皇帝就是“光明正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