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文学性论述

WORLDCULTURE文学是以语言为手段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它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是口头文学,一般是与音乐联结为可以演唱的抒情诗歌。其中,最早形成书面文学的有中国的《诗经》、印度的《罗摩衍那》和古希腊的《伊利亚特》等。欧洲传统文学理论分类法将文学分为诗、散文、戏剧三大类。中国先秦时期将以文字写成的作品都统称为文学,魏晋以后才逐渐将文学作品单独列出。现代通常将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类别。然而,无论它是哪种类型,也不管它处于何时何地,文学都有其共同的特点:主体性强,个性突出,虚构与夸张并存。

而对于历史是什么,历史学又是什么?史学界向无定论,但总体的思想不外乎认为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历史学则是一门科学。首先,这是由它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和真实性所决定的。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等,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历史运动事实和过程,这些作为历史存在,是客观实在的东西,它不以认识者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具有客观实在性和真实性。其次,这与它所承担的任务有莫大的关系。历史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和特点,历史研究是一种旨在探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特殊规律的认识活动。仅凭这两条,历史学就具有了一般科学所具有的科学性。因此一部作品要能成为一部好的历史著作,则必须具有如下特点:如实叙述,不偏不倚。

如此看来,文学与历史具有根本之不同,两者根本不能融合。但是,古今中外,任何优秀的历史著作乃至文学作品都文字优美,发人深省,令人震撼。中国文化的文学与历史更是难分彼此。《史记》、《汉书》等史书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它们以文学的方式讲述了大量动人心魄的历史故事,塑造了无数血肉丰满的历史人物。《史记》最受人们青睐的部分是人物传记《,汉书》也是如此。人们对这两部史书的喜爱,更多的是从文学趣味出发,是以欣赏文学作品的方式来欣赏它们。而司马迁、班固的过人之处,也在他们以精妙的文学笔墨复原了历史中的人性,使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大事记,而充满了喜怒哀乐、爱恨情仇。这些充满情感与丰富细节的人物传记,已经越出了历史文本的范畴,侵入了文学创作的领域。正是文学因素的大量渗入,使得《史记》之类的史书成功地赋予历史以灵气与血肉。在西方,爱德华•吉本以其宽广的视野、用“罗马帝国的衰亡”这一概念和“基督教与蛮族的胜利”这一主题,著成了贯穿并包容了公元2世纪至16世纪这一千三百多年间、以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为中心的、范围遍及古代世界三大洲的历史演变过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在欧洲史学史上,把古代与近代的历史当作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连接起来,并编纂成如此规模巨大的通史之作,吉本是第一人。但是除了它的史学价值外,它的文学价值更是令人津津乐道。吉本十分注重著作的可读性,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他在写作过程中总是对文稿刻意求工、精益求精、不厌其烦地修改和推敲。他的著作不仅有很强的理论逻辑性,而且文字也非常优美典雅。此书通篇词藻华丽凝重,句式整齐,并穿插了许多逸闻轶事,真正达到了他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既要摆在学者们的书斋里,也要放在仕女们的梳妆台上。

换言之,在近代自然科学兴起以前,历史与文学根本就难分彼此,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尽管卢基阿努斯等人早已提出要区分“诗”与“史”,但是总体而言,历史与文学根本就紧密相通,伟大的历史著作通常写得富有极强的文学趣味和感染力。古时的文学作品如《诗经》等就可以称其为一部历史。而文学趣味的深入,并未影响反而加强了史书的历史价值,因为,这样的史书不仅力求真实地记载历史事件,还力求尽其所能,于历史事件中推敲历史人物的心灵史。因为历史人物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光单纯地如实叙述是远远不够的。这种历史作品并不流俗,也具有深沉的历史情怀,从史出发是其根本,只不过表现方式借助了文学作品的成果而已。大史家刘知几的史家“三长”说中,史“才”就是缺一不可的,这里的“才”就是著述历史的能力,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文学的侵入。另一方面,文学也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大量的文学作品都围绕着重大历史事件,加以想像与虚构,从而使情节故事更深入人心。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代法国的《罗兰之歌》、英国的《罗宾汉》等。但是近代以来,文学与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才真正有所区分。文学作品侧重的是人物的刻画,让我们在欣赏美文的同时,能更深切地感受到人性的至善至纯之美;而历史著作则更主要偏向于对史料的阐述,典型代表就是兰克学派。该学派倡导秉笔直书,通过史料批判如实地再现历史,因而又成为实证主义史学流派的同义语。

19世纪也因而被称为尊重事实的伟大时代,从而历史与文学艺术分道扬镳,成为一门严肃的实验科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对历史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的讨论的愈加深入,人们认识到,历史学中本身含有某种艺术性,但是与此同时,也不排除它的科学性,所以两者并不矛盾,与此应运而生的是缤彩纷呈的“新史学”诸流派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历史学家的能事也是如此:他的艺术在于给复杂错综的现实事件赋以条理分明的秩序之美,然后以尽可能流畅的笔调把这些事件记载下来。如果听众或读者觉得有如亲历其境,目击其事,而且称赞作者的技巧,那么历史学家的雕像就算达到完美的境界,他的劳动就没有付之东流。”随着史学的“解放”,文学的表现形式对历史表述又有了巨大影响,一大批文学与史学兼具的著作纷纷涌现。

西方新历史主义认为,真实的历史早已消逝在时光深处,我们所面对的所谓“历史”,不过是被构建出来的“历史文本”,它不等同于历史真相,是被不同的人叙述出来的,总会带着偏见,带着叙述者自己特有的眼光。换句话说,历史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要叙述作者的历史观,似乎只有通过文字的架构,才能让人深切感受到博大与精深。而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泾渭难分的状况似乎一直心安理得,极少有人深究两者之间的区别与界限。

由此,我们可看出文学与历史永不可分,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学性都是必需的,要区分两者,只是分寸的把握问题。真正的历史著作需要的是利用文学中简明通畅的叙述或论说风格,严格要求尊重历史事实,不能肆意夸张与虚构,写出真实。文学作品在用尽各种手法之中,也应该写出其深切的历史情怀,才更能让人震撼,享受它的美丽与幽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