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学与盛世情结阐述

“盛世”的本义是对中国封建王朝盛衰、治乱过程中一种社会状态的历史学概括，引申为对“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和稳定的一个时期”①的价值指认。近年来，“盛世叙事”、“盛世情结”等提法在历史题材影视剧领域甚为流行。实际上，以历史学判断的“盛世”为题材的“盛世叙事”类作品并不多见，当前的历史文学作品所显示的，主要是一种“盛世”、“乱世”、“末世”的审美思维视角和开国治国、开创“盛世”的执政文化价值立场，这种视角和立场才是整个当代历史文学创作中一直存在的现象，并由此构成了一种“盛世情结”。长篇历史小说则是其中的主导者。本文即拟对这种精神文化现象及其历史生成，进行必要的辨析与探讨。

一“盛世情结”在建国初十七年的历史文学创作中就已经存在。对应于现代中国的阶级斗争思维和人民革命的时代特征，反映王朝“乱世”、“末世”状态的历史文学作品在当时成为创作的主流。电影《宋景诗》、长篇小说《李自成》以歌颂农民起义英雄为己任，电影《林则徐》、《甲午风云》等着重表现内忧外患的末世状态中民族英雄的情操与品格，作品普遍表现出一种批判性的革命文化立场，自然缺乏“盛世情结”的精神意蕴。但与此同时，不少现代文学史上即名满天下的老作家，却应和新中国的开国气象，表现出关注开元治世、呼唤升平“盛世”降临的创作心态。郭沫若的话剧《蔡文姬》和《武则天》，就浓墨重彩地歌颂“了不起的历史人物”②开创新时代的“政治才干”、“文治武功”及其所向无敌、“天下归心”的人格魅力。曹禺的《胆剑篇》注目于弱小国家同心同德、卧薪尝胆、奋发图强，从而战胜强敌、开创伟业的精神。田汉的《文成公主》，则表现了唐蕃团结、民族亲好的盛世期待。在小说领域，陈翔鹤的短篇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和黄秋耘的《杜子美还乡》、《鲁亮侪摘印》等，着意抒发“盛世遗才”的落寞、挑剔、愤激与自矜，而“盛世”思维的审美视野和精神路线，实际上也曲折地隐含其中。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时期，历史文学作家们的关注焦点仍然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题材，从刘亚洲的《陈胜》、杨书案的《九月菊》、蒋和森的《风萧萧》和《黄梅雨》，到姚雪垠的《李自成》、凌力的《星星草》、顾汶光的《大渡河》、李晴的《天国兴亡录》，等等，一时蔚为壮观。此外还有徐兴业的《金瓯缺》、冯骥才与李定兴合著的《义和拳》和《神灯》、鲍昌的《庚子风云》等抗御外侮题材作品，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记》、周熙的《一百零三天》等戊戌变法题材作品。这批作品主要是表现中国封建王朝“末世”、“乱世”的各种社会抗争及其失败，贯穿其中的是对历史教训的总结，“盛世”向往之情则相对匮乏。但80年代中期以后，整个社会转入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轨道，阶级斗争的历史哲学风光不再，农民起义题材的历史文学创作逐渐淡出，凌力的《少年天子》、唐浩明的《曾国藩》、二月河的《康熙大帝》和《雍正皇帝》等力作巨制，逐步将审美重心转移到了对帝王将相和王朝历史盛衰本身的思考上来。这类长篇小说大量涌现，而且大多以篇幅浩繁的多卷本形式出现，力图形成一种史诗的风范与气势，再加上电视剧改编的巨大影响和一些同类题材电影的出现，一种关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盛世情结”，就以相当成熟的审美形态表现出来，成为了长久持续的文学创作热点和社会关注焦点。不过，因为普通百姓和媒介评论更多地关注影视大众文化性质的作品，结果长篇历史小说更为丰富深刻的“盛世情结”表现，则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遮蔽。

二具体说来，当代历史文学的“盛世情结”，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态。

一、以盛世主宰者为叙事核心，全面展开封建王朝的某个辉煌、鼎盛时期，正面描写其改革和兴盛、繁荣与富强的复杂历史过程。这类作品到8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代表作当属二月河“落霞”系列长篇小说和孙皓辉的《大秦帝国》。二月河《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的创作始于1985年而延续到1999年，在90年代中期后形成了一股“二月河热”。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后，更将着眼点由“皇帝”转为“帝国”，体现出更为自觉的“盛世叙事”意识。小说和电视剧相互呼应、推波助澜，使历史文学的“盛世叙事”达到了高潮。孙皓辉煌煌五大卷的《大秦帝国》，则以其辽阔的历史画卷、丰富的人物形象和对中华文化之根的深刻挖掘，在新世纪文坛令人刮目相看、由衷钦佩。

二、以历史上某位著名的改革、变法人物为主人公，着力描写其开创盛世、中兴王朝的变革过程，探究盛世形成的基础、条件和前因后果。文革前十七年的《蔡文姬》、《武则天》、《胆剑篇》、《文成公主》等话剧作品，就属于这一类；新时期以来的代表性作品，则有凌力“百年辉煌”系列的《少年天子》、《晨钟暮鼓》，熊召政的《张居正》和颜廷瑞的《汴京风骚》等。其中建国初十七年的作品着力表现生机勃勃的开国气象，新时期以来的这类作品，则着力发掘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和辉煌时期壮观表象背后的隐曲与艰难，着力展示杰出历史人物艰窘的生存状态和坚韧的人生品质，由此揭示民族历史文化的深邃、复杂和盛世开创的艰难、崇高。《暮鼓晨钟》和《少年天子》以历史进程、文明样态契合美好人情人性为盛世形成条件的思想路线，《张居正》对权谋合理性及相关体制所依据的民族文化血缘根基的体认，颜廷瑞的《庄妃》和《汴京风骚》对于专制文化氛围扭曲高尚人格的慨叹，等等……实际上都是在深刻地思考民族腾飞、盛世来临的艰难与复杂。

三、作品描写封建王朝的乱世或末世，却以挽救危局、力图王朝中兴的历史人物为主人公，并表现出高度认同和赞赏的价值倾向，从中体现出创作主体强烈的对于民族振兴、国家强盛的向往和对于传统“升平盛世”的认同感。代表性作品有唐浩明的《曾国藩》、《杨度》、《张之洞》等。《曾国藩》和《张之洞》描述的都是中国封建社会王朝末世的朝廷重臣，虽然他们费尽心力创建的辉煌功业最后都化为乌有，曾国藩为自己“吏治和自强之梦的破灭”痛苦不已，张之洞临终前慨叹“一生的心血都白费了”，但作者对于历史人物始终不渝地追求王朝振兴、国家强盛的文化人格，显然取赞赏、讴歌的态度，对于他们在变幻莫测的历史洪流中为建功立业真诚、悲苦却迭遭坎坷挫折的生命形态，则表现出深切的体谅与同情，一种深沉的向往和追求民族“盛世”的精神心理和创作立场，也就贯穿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