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历史的民间性论述

对历史的记载有正史与野史之分，正史多为史学家所修，官方所撰，它是据实而载，秉公而论，事出有因，典出有故，正史代表真实、权威、正规、完整、准确。野史多为民间所撰，对历史的记述依据的是民间的传闻、说辞，被贯之以野闻趣事，不为史学研究依凭。对史实的记载有直笔与曲笔之分，直笔即秉笔直书，记录公正客观，不含糊其辞，不偏袒掩饰，不为强权左右，曲笔则或为尊者讳或为己见囿，历史的原貌被隐藏甚至篡改，如孔子的《鲁国春秋》，即为尊者讳。无论正史还是野史，其特点是鸟瞰式叙说，着眼于整个事件、时代、背景、状貌的全面记录，咸有纰漏，抑或简明概要不失完整，高屋建瓴，视界宽阔，可谓宏大叙说。不同人的眼里有不同的历史，官方有官方的历史，民间有民间的历史，参与的多与寡、直接与间接，使历史的呈现差异很大。所谓民间性叙说就是老百姓有老百姓对历史的认知和讲述的方式，与史相比，老百姓的讲述显得破碎零散，依据的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其中掺杂了揣测、想象、情感、意愿、倾向，虽不能作为信史采用，但却留存了历史的鸿泥雁踪，不完全是杜撰，可以说它是历史的创造性讲述，既有独特的讲述方式、承载方式，也有特殊的生存土壤。

一、解释性历史叙说

老百姓对历史的叙说在很大程度上说不是一种严谨的治史态度，思维方式多为形象化思维，由果及因地推测说明事物的来历，为事物的存在寻找理由。宜川一带的黄河有一壮丽的景观叫壶口瀑布，壶口名缘何而来，《禹治水，壶口始》以传说的形式解释了它的来历。

公元前２３世纪左右的尧舜时代，是原始社会末期，可怕的洪水年代，北部中国成汪洋泽国，人类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尧命居住黄河中游（今陕北延川）的部落长鲧治水患，鲧窃息壤障水，被天帝殛杀于羽山（山东临沂）。舜继位后，水患依旧，令鲧的儿子禹继续根治水患，禹以疏导为主，以障为辅，其启示从何如来？《禹治水，壶口始》解释了由来。禹外出考察水情，涂山女子女娇求他搭救，族人被洪水灭绝，唯她逃生，她给禹唱了首古老歌谣：谁见了白狐狸，谁就可以做国王；谁娶了涂山的女儿，谁的家道就兴旺。于是禹与女娇结婚。一天大禹勘察水情回来，女娇端茶给禹，禹捉壶倒水，茶叶把壶嘴堵得严严实实，倒不出，反把壶盖冲开，水洒一桌，女娇用手指从溢水中一划，积水顺划口流走，用筷子捅捅壶嘴，茶水从壶嘴流出。大禹受到启发：疏通壶嘴，引水归槽，让水流走。大禹沿晋陕峡谷漂流，在宜川山谷见一条青石山梁横亘，挡住黄水去路，大禹决定效仿女娇捅壶嘴，划水道，于是率众凿青石梁，青山梁凿开后，洪水咆哮而出跌入几十米深的河槽，犹如水帘，远远望去就像收在巨大的壶里，后人就叫这儿为壶口，为纪念禹治水的功劳，把禹居住过的村庄叫禹居住，凿开的龙门山谷叫禹门口。大禹治水的功绩，民间代为传颂，“禹治洪水，身被其劳，泽行野宿，过门不入”，“堕簪不顾”，“疏河决江，十年不窥其家，足无爪，胫无毛，遍苦之病，步不能过，名曰禹步”。人民建祠修庙，举若神明。古诗曰：“茫茫禹迹，画为九州”，“信彼南山，维禹甸之”，“丰水东流，维禹之绩”，“庵有下土，缵禹之绪”。陕北的“禹庙”、“禹居”、“禹院”，这些“禹迹”显示了大禹存在的历史真实性，人民以故事的形式歌颂了以禹为代表的先民的智慧和改造自然、战胜自然的非凡勇气，另一方面也解释了壶口地名的来历和壶口瀑布的形成。

《扶苏之死》说秦始皇带李斯、赵高、二儿子胡亥东巡，在河南沙丘一带巡察，一老人捕获了一个头像马、身如羊、腿似鹿的东西，进献始皇，胡亥问这四不像是啥宝贝，李斯说马，胡亥说看着像鹿，问父王，父王正身染重病不耐烦让问赵高，赵高迎合丞相李斯说是马不是鹿，胡亥说既然大家都说是马那就是马了，始皇听了暗叹这小子没主见，怎能靠他继承皇位，便写了遗书，表彰大儿子扶苏宽厚仁笃，镇边有功，极负众望，立即诏回探望病情，继承皇位。始皇写下遗诏就病死，赵高想扶苏被贬自己有直接责任，扶苏与蒙恬领三十万大军镇守边关，屡建奇功，在军民中负有盛望，依遗诏，扶苏继位，于己不利，就与李斯、赵高、胡亥密谋：始皇故世暂保密，扬言带病回朝，再按始皇手迹写一假遗诏，斥责扶苏、蒙恬私自议和，乃叛国大罪，令他们自杀，将首级送回咸阳。扶苏、蒙恬在绥德观阵练兵，赵高一行来颁布圣旨，扶苏接旨后泣不成声，告诉蒙恬父王怪罪我们与匈奴谈判议和，有失大秦尊严赐我们一死，言毕便要拔剑自刎，蒙恬劝阻说镇边媾和年前已报君王，未曾听说不是，还表彰我们镇守边疆有功，今派赵高使者前来传诏令，恐中有假。蒙恬察看后虽认为是始皇手迹，但仍要求将他和公子解回咸阳，见皇上后再死不迟。赵高大怒将蒙恬和扶苏打入死牢，囚在绥德城月宫寺内，夜晚赵高又逼扶苏自杀，扶苏只好从命，出了寺，向绥德城南走去，来到芦家湾，见疏属山谷内，清水突涌聚集成泉，他在泉边呜咽，跳泉而死，山泉恸哭成声，人们听到呜咽的泉水声，就像听到公子扶苏含冤的饮泣声，把这泉叫呜咽泉。后世把所在山谷叫“杀子谷”，疏属山顶现在也有扶苏墓，墓碑刻有“秦太子扶苏墓”，山崖上刻有许多挽词，如唐朝诗人胡曾的《杀子谷诗》：举国贤良尽垂泪，扶苏屈死戍边时，至今谷口泉呜咽，犹似当年哭太子。明朝少卿曾琏在泉边刻下“呜咽泉”，字迹至今清晰。

秦始皇建立的秦王朝是一个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封建大帝国，王朝实行郡县行政制，陕北属上郡，与西边的北地郡、北端的五原郡、东北的云中郡共为拱卫京师咸阳的屏障，地位重要。在王朝北部，匈奴铁骑构成威胁，秦对上郡为中心的北部边防极为重视，始皇帝五次出巡，其中三次莅临北边。公元前２１５年“至碣石”，“巡北边，从上郡入”（《史记•秦本纪》），这次巡察中秦始皇决定“遣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伐匈奴，略河南地”，又使扶苏监军，蒙恬横扫塞漠，匈奴逃至阴山之北，游牧于漠北，蒙恬与扶苏“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史记•匈奴列传》），从此太子监上郡，上郡成为秦帝国北部边防指挥中心。公元前２１０年夏，秦始皇巡游天下，辗转至河北沙丘平台，一病不起，随行赵高勾结李斯密不发丧，矫诏立幼子胡亥，陷害太子扶苏与握有兵权的蒙恬兄弟，扶苏接诏不愿迁延，即刻自刎而死。蒙恬被囚于上郡阳周县狱（今陕北子长县曹家洼高柏山）。胡亥嗣位，下令诛灭蒙恬、蒙毅兄弟，蒙恬浩叹“我何罪有之，无过死矣”，寻思后说：“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说完饮药自尽。其所思之罪就是指修筑长城。为阻匈奴骑兵南下，蒙恬和扶苏调集军队征发徭役，经数十万劳力一年多修筑完成万里长城的浩大工程，陕北及四边人民，所受徭役繁重可想而知。但相传蒙恬死后戍边将士以战袍撩土堆坟冢于今绥德城外大理河畔，墓前立清乾隆年间绥德知州提名墓碑：“秦蒙恬大将军”，所在山沟人称之为“将军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