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历史文学对身体的叙述热情

鲁迅有篇小说《头发的故事》,讲述了革命与头发的关联。在鲁迅的小说里,杀头、剪辫子、放小脚、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从鲁迅开始,20世纪的中国文学里,身体既是革命残害的对象,亦是验证革命成功或失败的符号,革命与身体,一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身体的形变以鲜明的镜像刺激着文学的叙述,革命不仅改变着人们在社会体系中的位置(翻身),同时,革命也可能改变着人们身体的形态,而对身体的叙述或者非叙述,成了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20世纪中国的红色文学,这类按照黄子平在《“灰阑”中的叙述》讲述的:“这些作品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范围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和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在这类红色文学中,过往的那段革命历史成了反复言说且百说不烂的材料,革命历史只有那么一段,而言说的方式却各个不同,而在这诸多言说中,革命与身体却有着秘而不宣隐而不现的暧昧。

一、身体是验证革命性的符号

在革命历史小说里,革命者受难,身体遭受敌人的严刑拷打是叙述革命者成长历程的需要,《红岩》中江姐面对敌人的酷刑,革命精神异常饱满,面对各种严刑拷打毫无惧色。《红灯记》中李玉和即使惨遭酷刑,同样神采奕奕。酷刑对于他们来说,肉体的痛苦在高昂的革命情绪、坚定的革命意志面前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对革命者受虐的场面描写,往往通过表现其承受暴力后的高贵之美来塑造革命者灵魂的高贵。以革命者的身体来检验革命者精神的纯洁性,从而塑造红色文本中的高贵灵魂,这种独特的审美叙述方式是红色文本中共同的描写公式,这种描写公式的法则在于,肉体越是受到敌人酷刑的摧残,革命者的革命精神越是高昂。这种文学叙述在于彰显革命理想对革命者精神的引领,只有伟大的革命理想才能引导革命者面对敌人的酷刑毫无惧色。人在这种情况下,生命是完全依靠革命信仰的力量的支控,而信仰同时又左右着革命者面对敌人暴力的身体表现。作者一再要呈现并且以一种相似与笔下残暴酷刑施舍者的血腥迷恋一样迷恋着自己的叙述激情:不断的让受难者的肉体承受疯狂血腥的暴力,不断的以此来张扬革命的狂热理想主义情结。

这种革命者受难的叙述暗含着这样的思想导向:革命者的身体越是能经受敌人的摧残,便越是能考验革命者面对革命信仰的忠贞程度。当身体受到酷刑的摧残时,革命者能超越生理痛苦便能表明其信仰的可靠;反之,革命者被身体的感觉所左右,那么,他对革命理想的信仰和革命意志的坚定性便都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说在红色文本叙述中,敌人的酷刑是帮助革命者走向崇高精神境界的一种必须的道具,那么革命者受难的身体,自然就是验证革命者革命纯洁性的符号。

二、身体的在场与消失

在德里达看来,“在场”(presence)实际上是对“不在”(ab-sence)的补充才使“在场”成为可能,而“在场”因此被当成是本源性的存在。利用“在场”来掩盖隐瞒“不在”的本源性空缺,因此,凡是在场的其实都是不在的的替代品,在场的权威性因此被流放到不在的无限性空间。根据德里达的理论重新阅读红色文本中那些对革命者酷刑场面的描写,不难发现身体酷刑中的尴尬性质:《红岩》中江姐受刑一节是小说中关于革命者被施以暴力的经典场景。在各种红色文本中,类似于这种革命者受难的刑罚场面还有英雄光荣献身,如《欧阳海之歌》。而作者对革命者身体的受难以及肉体生命的终结的描写和叙述,无不是怀着浓烈的情感去表现身体受难的壮烈,如江姐遭受刑罚的场景细致描写。在受难的躯体的背后是强大的革命意志在支撑着江姐的生命,刑罚既是对肉体的摧残,亦是精神的受难仪式,如此肉体受难的文字真正传达给读者的是敌人的可恨,江姐的如耶稣受难的圣洁形象,以及江姐能如此超脱肉体苦难的支撑物———革命信仰。惟有如此坚定的革命信仰,以及伟大的革命理念,才能赋予江姐等革命者面对酷刑毫无惧色的可能。这就告诉了读者一个必然的信息,革命信念是可以让人摆脱凡人的肉体苦难的,个人的身体感觉在革命理想的鼓舞下早已得到解脱,作为动物性存在的肉体,在革命信仰的光照下,仅仅只是一个修炼革命意志的承载物。根据德里达的理论,凡是在场的都是不在的替代品。我们可以看到,呈现在文本字面上的是一个个受难的英雄形象,而传达出来的是阶级敌人的可恨;读者读到的是酷刑摧残下革命者的受难的身体,感受到的是支撑着革命者超脱苦难的坚定革命信仰。

身体在刑罚的场面被凸现出来,然而,实际上在场的却是隐遁在身体背后的革命意识,身体既“在场”又“消失”了。这种有形的在场和无形的消失,实际上是红色文本的一种叙述策略。不仅通过刑罚的场面表现,在几乎所有的红色文本叙事里,革命者的身体,或者经受敌人刑罚,或者最后为了革命而献身,身体作为生命的物质存在载体在革命文学里,早已经成了人格化的革命意识形态。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往往习惯于将精神抬到到神性的地位,从而将肉体退到幕后,甚至将肉体剔除精神的圣地。在许多学者看来,革命历史文学是排斥身体的,具有反身体的叙述倾向,身体的欲望这一私己象征无疑是会对革命集体主义具有威胁破坏潜质的。但正是在这种排斥身体,反身体的叙述倾向下,透露出红色文本叙述者的胆怯和恐惧,也是意识形态的恐惧和欲望,在看似排斥身体的革命历史文学中,其实从没有放弃甚至放松过对身体叙述的热衷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