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大学教育论文
一、求真论[1-7]
著名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1801-1890）认为，“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大学应提供具有普遍性和完整性的知识教育。知识的普遍性指大学传授的知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知识的完整性是指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纽曼在《基督教与科学研究》中阐述：“大学是所有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则、研究和发现、实验和思考的最高保护力量；他划定心智和思考的疆域，同时确保每个疆域得到高度尊重，确保各方既不受到侵犯也不向另一方投降。它在真理之间充当裁判”。换句话说，大学是“真理的仲裁者”。这个观点，笔者认为，道出了大学的本质。著名教育家威廉•冯•洪堡（1767-1835）把纽曼的大学传授真理并成为真理的仲裁者的观点更推进了一步。他认为，大学的首要任务是进行专门的科学研究，传授知识在其次。他创建的被称为现代大学雏形的柏林大学，采取了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这些措施正是使大学成为传授真理和发现真理的圣地的保障条件。在洪堡看来，寂寞和自由能够促进大学的繁荣。大学教师应享受完全的自由，不受国家的管束，不受社会种种利益的牵制，自由自在地进行科学的探索。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应甘于寂寞，不为任何俗务所干扰，完全潜心于科学。他认为大学教师的职责不是重复教条和书本知识，而是以鼓励思想自由作为研究的基本原则，强调师生共同追求真理而不必顾及权威和实用问题。
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认为：首先，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其次，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向学生明确地指出：“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认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蔡元培非常强调学术的非功利性，认为大学应研究纯粹的学问，要为学术而学术，而不能以实用为目的。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详细地解释了他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的理念。他说：“《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品味纽曼、洪堡和蔡元培的这些大学理念，可以看出其一致性。它们都围绕着真理这个核心。纽曼所指的“普遍性和完整性的知识”、洪堡所指的“最深刻又最广泛意义上的科学”和蔡元培所指的“高深学问”都是意味着非功利性的真理。大学有了真理之魂，才有了立身之本。在传授真理和发现真理的大学功能定位上，纽曼与洪堡和蔡元培的观点截然不同。纽曼明确提出科学研究与教学相分离，坚持教学是大学的唯一职能。因为，科研机构与大学有着明确的分工。科研机构的职能是进行科学研究，而大学的职能在于教学，培养学生。而且，“发现和教学是两种迥异的职能，也是迥异的才能，并且同一个人兼备这两种才能的情形并不多见。”但是，洪堡则认为，在大学里不应再有教师与学生，而只有“受指导的研究者”（学生）和“独立的研究者”（教授）。大学教师和学生都是研究者，教师的创造性研究成果才能用于教学，才能用来指导学生的研究。研究与教学的统一，亦即研究者与教师的统一。蔡元培的观点与洪堡的相似，他认为理想的大学应该研究与教学并重，若条件不具备，则应以研究为主，而不是以教学为主。大学是教授高深学问、培养硕学闳材的场所，没有科研便不可能有高深学问，不能传授高深学问的学校便不是大学。在笔者看来，三者的观点都有道理，也有不妥之处。关键是要在统一的基本概念假设和前提下论述才有意义。纽曼的“教学是大学的唯一职能”的观点肯定在当今是不成立的。
因为现代大学的功能已经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纯教学的大学因为功能太单一而难以在社会立足。但是，如果没有学生、没有教学，大学就不能也不应该称为大学了。所以，教学是大学的最根本和最主要的职能的观点应该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如果大学应以教学为主的观点成立，那么洪堡和蔡元培的大学以科研为主的观点就有失偏颇。事实上，洪堡和蔡元培所指的大学并不是所有的高等学校，而是有别于高等专科学校又高于地方普通大学的一流大学。在一流大学这个前提下，洪堡和蔡元培的以科研为主的观点就不算太偏颇了。不过有前提存在的大学观点就失去了对广义的大学的普遍性指导意义。我国著名教育家竺可桢（1890～1974）毕生倡导并身体力行“求是”精神。这种精神也是一种“追求真理”的大学理念。他曾在《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中提出：“大学无疑应具有学术的自由精神，大学的最大目标是在蕲求真理。”“求是”原意取王阳明的所谓“君子之学，唯求其是”。后来竺可桢阐述的“求是”新意为“追求真理、忠于真理而作出的奋斗精神、牺牲精神和科学精神”。关于求是的路径，他认为《中庸》中说得最好。那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他要求浙江大学的学生应该养成一个科学家应有的作风；即“1）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无苟且。”竺可桢的这些观点和上述的纽曼、洪堡和蔡元培的真理观没有本质区别，而且在非功利性及科学研究方法和作风方面的表达上更贴近中国传统文化。
二、务实论[8-10]
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1883-1955）是西班牙的哲学家。他所著的《大学的使命》论述了高等教育改革问题。他在剖析20世纪西班牙及欧洲社会与大学存在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大学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大学教育应包括“文化传授、专业教学、科学研究和新科学家的培养”三项职能，且指出三者并不是并列的关系；阐明了教育的经济原理，认为教育内容必须是所有学术领域中必须而且能够掌握的人类文化精华，教学方法要以适应学生为基准而不是以科学自身的逻辑为依据等。加塞特之所以提出“大学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是因为时代和社会在变化，大学存在于社会中间而无法超脱，大学自身的变革是需要的和必须的，不变就不能适应和生存。不变就不能起到服务社会和引领社会的作用。我国著名教育家竺可桢提出，大学应该继承明朝东林书院“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民主精神，弘扬黄宗羲关于“公其是非于学校”的思想，履行对社会进行批判与监督的功能，成为“社会灯塔”和“海上之光”。这就是一种服务社会和引领社会的作用。加塞特认为，大学应具有三项主要功能：文化传授、专业教学、科学研究和新科学家的培养，大学正是利用这三种功能来培养人才的。其中，文化传授是大学最基本和首要的职能；同时，除了文化训练以外，大学也应利用人类智慧所发明的最经济、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法，把普通人培养成为优秀的专业人才。因此，文化传授和专业教学是任何层次的大学都必须承担的职能。但是，科学研究和新科学家的培养职能却有相对的独立性。因为，“社会需要大量的医生、药剂师和教师等，但只需要数量有限的科学家，因此，在大学教育中，把符合大众需求的专业教育与只为少数人服务的科学研究活动糅合在一起是令人感到吃惊的”，“妄称普通学生能成为科学家也是一种荒谬的托词和虚荣的表现。”许多出色的学科教师并不一定是出色的研究者，普通学生也并不需要学习如何从事科学研究。一方面，普通学生为了生存必须掌握知识，另一方面，他们的学习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所以，大学教育首先必须以普通学生为起点，一个正常的普通学生能够真正掌握的教学内容才是一所大学的核心教学内容。也就是说，文化传授和专业教学是普通学生都必需且能接受的教育。笔者认为，奥尔特加的这些关于大学功能的分类和应用尺度的把握观点，非常务实和中肯。既给出了文化传授和专业教学是大学的必有职能的大学真谛，又揭示了把科学研究活动硬性糅合在普通学生教育中的定位错误。作为传授真理和探索真理的大学圣地，必须有科学研究的职能。但是，面对占多数的毕业后马上走进社会的普通学生，决不应忽视他们就业和生存的基本需求和他们有限的学习能力。如果我们用培养新科学家的方法进行大众教育，也就是硬要把工程师之才培养成科学家，结果可能是两头落空。目前我国高校中盛行的盲目攀比和升级竞赛也是一种片面强化大学的科学研究职能的虚浮之风。那些教学型院校想方设法地升级为教学科研型院校，教学科研型院校则想方设法地升级为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就这样，专科院校急着升为本科院校，本科院校争着上硕士点，有了硕士点又不顾一切争办博士点，全然不管是否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