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文学影视中的清官

当前活跃荧屏的历史清官戏到底是穿越时空的人性颂歌，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为封建“人治”婉转低回的搔首弄姿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无法一锤定音的人们纷纷为“清官”的一纸风行寻找原因。政治黑暗、经济落后、封建帝王宣传、儒家思想……不一而足。可焦急的学者似乎忘记了一个最根本的事实：关于清官的历史2[1]与历史3从来相去甚远。要解释清官历史文学影视的流行却从历史清官如何产生的角度去寻找无异舍本逐末，缘木求鱼，类似为诗人的全部诗作作传记式或寓言式阐释一样不可靠。我们要寻找的是历史清官文学影视从古至今的建构和流传机制，必须弄清楚他们到底因何而产生,又因何而广受欢迎。

一、英雄原型——清官话语的原始基型

“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2]历史清官文学影视同样如此。历史文学影视中的清官常常比其蓝本人物更为完美、高大、有力，基本属于该历史人物的“幻象”。近几年荧屏播放过的几部历史清官戏《包青天》、《大明王朝——嘉靖与海瑞》、《一代廉吏于成龙》莫不如此。人们因何要创造这些伟大的幻象并乐此不疲呢？本文以为这其实与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深处的“英雄原型”紧密相关。人们需要英雄，因而创造了自己的英雄。正如伏尔泰认为上帝的产生是因为人们需要上帝一样。“清官”正是数千年民族文化心理机制建构的结果，是一种沉积于集体无意识深处的英雄原型之再生和变奏。“原型”（archétype）来自于20世纪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荣格否认弗洛伊德以“力比多”为主要内驱力的个人无意识，认为集体无意识才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因。“集体无意识是比个体无意识更深的沉积层，是一个未知的实体”，以原型为其主要表现形式。

原型的形成过程持续数千年之久，并依它们对之显现的时代而有所增减或改变。某些原型以某种抽象形式形成一个典型的象征。而另一些原型则被表现为人或半人、神乃至幻想出的动物和植物形象，如英雄、救星、智者。集体无意识可以遗传。“这种遗传的事实也表明这样真正令人惊异的现象。有一些神话和主题在整个世界以同样的形式重复着。”[3]为此，荣格极重视神话研究，认为神话的主题都来自于集体无意识，神话的重要作用在于揭示出他们是如何体验世界的。而中国古代神话也正是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体现。从神话入手,可轻易找到清官情结的原始基型。太阳运行的日周期和年周期作为对初民思维影响最为深远的自然现象，使得世界各民族神话的神多与太阳人格化有关。“原始人对显见事实的客观解释并不那么感兴趣，但他有迫切的需要，或者说在他的无意识心理有一股不可抑制的渴望，要把所有外界感觉经验同化为内在的心理事件。对原始人来讲，只见到日出和日落是不够的，这种外界的观察必须同时也是一种心理活动，就是说太阳运行的过程应当代表一位神或英雄的命运。”[4]正是在这种外在感觉经验同化为内在心理事件的过程中，对太阳威力的认同成为对太阳神的崇拜，自然界的太阳被置换为人类世界的神或者英雄。我国古代神话同样体现了这一太阳崇拜的集体无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太阳神崇拜为核心的英雄原型。而此原型正是“清官”作为一种英雄人物的原始基型。我国神话中著名三皇都是远古太阳神崇拜的产物，三皇的称谓正是太阳的别称。“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也；或曰，伏羲、神农、祝融也。”（《白虎通•号》）“太?，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号。死祀于东方，为木德之帝。”伏羲主东方，是春日之象征。“时为夏，夏之言大也。位在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阳度极夜。其帝炎帝者，太阳也。”（《白虎通•五行》）神农炎帝和火神祝融都是夏日的人格化表现。而祝融之“祝”与夏日太阳“朱明”之“朱”，“融”与“明”皆一声之转。[5](P.66)三皇其实都是太阳神的变体。

西汉官方大规模礼乐活动“太一礼仪”据学者考证其实也是在祭奠太阳神。“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祀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祀，到明而终。”（《史记•乐书》）仪式进行中的四首歌：春歌《春阳》、夏歌《朱明》、秋歌《西?》、冬歌《玄冥》分别是对春夏秋冬四季太阳的歌颂。“太一祭仪的本来面目似应追溯到史前时代的太阳神崇拜仪式活动，其本义是借助于人类自身的象征性模拟帮助、促进太阳神的正常运行，确保其应有的光度和热力，从而保证自然过程和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6]至此，以太阳神崇拜为核心的英雄原型属于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无疑。而此原型一旦形成，就会对社会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第一个王朝以光明之日“夏”命名。后世君王早朝，皇宫正殿高悬“正大光明”,莫不出自对光明之神太阳的仿效。

一些神话同样以神或英雄故事体现着以太阳崇拜为核心的英雄原型。“共工和他手下的那群帮凶，在江流里坐了大木筏子，鼓动了大波大浪，前去攻打祝融，大江里各种水族动物，想来就是他的兵马，可是终于敌不过愤怒的火神发出来的炎炎猛火，烧得这些元帅和兵丁一个个焦头烂额。结果，根据善常战胜恶的法则，代表光明的火神胜利了，代表黑暗的水神——那个野心家和侵略者，是失败了。”[7](P.57)显然，属于水族“人面蛇身”(《山海经•大荒西经》)的共工之失败与夏日祝融的胜利从光明战胜黑暗、火战胜水的原型意义上讲是预先注定的。同样，黄帝与蚩尤之战同样具有太阳英雄崇拜的原型意义。“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黄帝主东方中原。东方作为日出之处，象征光明，为尊；蚩尤主西，“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治西方之金”。西方作为日落之处，象征黑暗，为卑。这场战争无论多么艰难，太阳英雄原型决定了黄帝的胜利和蚩尤的失败。太阳战胜风雨、火神战胜水神，与祝融共工之战同样表现了太阳英雄原型。

总之，伴随着初民的太阳崇拜，中国哲学和文化衍生了一系列光明与黑暗、水与火、东与西、正义与邪恶、阴与阳等二元对立的命题。并依据太阳运动原则确定了这些对立二元的尊卑。而“清官”从原型意义上讲首先表达的正是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只不过，这种黑暗既不是太阳的东升西落而产生的黑暗，也不再是初民所面对的自然灾害如干旱、洪水泛滥、毒蛇猛兽，而是乱臣贼子、贪官污吏、地痞流氓的横征暴敛、草菅人命、胡作非为给普通下层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救民于水火的也不再是女娲、后羿、大禹这样一些神或半人半神的英雄,而是爱惜子民、具有超人智慧或无上权力能使百姓沉冤得雪、云开雾散的封建清官。至于为何选择清官而不是别的符号承载英雄原型功能则与太阳神英雄原型在汉民族进入阶级社会后首先被置换变形为帝王英雄原型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