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价值追求研究

一、大学的精神

关于大学的产生,由古及今,说法不一。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产生于中世纪欧洲社会社团化的过程中,其标志是由司法人员组成的学社的出现和作为知识分子的大学教师团体的形成。用雅可•勒可夫的话说,大学就是由精神的手工业者自发组织起来的一个社团。中世纪大学在欧洲的普及和扩大化促进了欧洲近代文明的发展、创新,同时也奠定了近现代大学的根基,并为其今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1852年,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红衣主教约翰•亨利•纽曼在其所著的《大学的理念》中,表明了那个时代关于大学的经典认识:大学乃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1]我国已故教育家孟宪承先生认为:“大学是最高的学府,这不仅仅因为在教育的制度上,它达到了最高的一个阶段;尤其因为在人类运用他的智慧于真善美的探求上,在以这探求所获来谋文化和社会的向上发展上,它代表了人们最高的努力。”[2]德国学者赫尔曼•勒尔斯认为:经典的大学理念(这里指的是1810年威廉•洪堡创建柏林大学时所明确提出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教学与科研统一”的办学思想和教学原则),至今仍是持不同学术立场的学者所能接受和理解的一个理想、完美的理念。大学独立自治、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以及支持它们的通才教育,这一切都是经典的大学理念发展的组成部分,为了有可能用理念论的哲学观点制定内部纪律和培养学术界的精英,必须将上述几个组成部分结合为一体。威廉•洪堡后来对大学理念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他说:“大学的真正成绩应该在于它使学生可能或者说它使学生至少在他一生中有一段时间完全献身于不含任何目的的科学,从而也就是献身于他个人道德与思想上的完善。”这就是说,大学在凸现其确定性和精神气质的同时必须致力于学生道德的完善与思想的铸造。事实上,认识一所大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是凸现大学特性和精神气质的大学理念;二是决策、运作大学动态发展和持续创新的大学最高行政长官(即大学校长)。大学理念是一个精神、意识层面的而且凸现合理性的,超然于现实指向于未来,应然与实然相对应的上位性、综合性概念。具体地说,大学理念就是大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基于知识权威和人文信仰的价值和规范体系,以及体现这种价值和规范体系的大学固守其传统、不随波逐流、引领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独特精神和信仰及知识体系的综合。

作为运作大学动态发展和持续创新的大学最高行政长官———大学校长,他的一切教育主张和行为都会对大学理念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国内外一些在全球享有盛誉的大学往往都与该校的校长有密切的关系。张楚廷教授认为:“大学理念首先是校长的理念,是附着于大学主流文化的理念。”[3]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上,曾经执掌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先生应该是大学理念的真正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之一。诚如美国教育家杜威所言:“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到第二个。”[4]蔡元培先生作为教育总长时亲自制定的《大学令》(1912年),是我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早期文本,这一法令确立了大学“教授高深学问”的宗旨,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的综合性及“教授治校”的“大学自治”制度。蔡先生到北京大学后(1917年)领导的北京大学改革开创了我国近代大学改革之先河,奠定了大学“兼容并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确立了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基本准则和文化内涵。在某种意义上说,蔡元培及其之后一段时间的北京大学在大学“精神”上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蔡元培先生在经历了“威廉•洪堡精神”与“康德哲学”的熏陶、洗礼之后,立足于“科学•理性•实业”救国的信仰,试图把北大办成“最高文化中心”和“知识•文化•信仰•思想”的集散地。当前,国内部分高校在争创世界高水平大学及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应该能从蔡先生那里得到启发。正如张楚廷教授所言:“我们看到,蔡元培先生的理念融入了北大的主流文化。蔡元培先生虽然早已离去,历史的冲刷也有半个多世纪,然而蔡元培的理念却顽强地飘扬在北大上空,有被稀释的时候,有被隆重的时候,却总是鲜艳的。”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管理组织的代表,其教育思想是整个学校教育思想和管理风格的反映。大学校长应该是学校的总设计师和引路人,人们往往通过校长的表现去认识一所大学的原因就在于此。

二、大学教育的价值追求

随着大学自身的历史演变和大学在社会发展历程中角色的不断转换,作为大学基本运行方式和实践活动的大学教育也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表述。一般来说,大学教育就是根据一定的社会现实和受教育者发展的特殊需要,在大学这样的专门教育机构中实施中学后层次的由教师和大学生共同参与的、双边互动的专业化教育实践活动。它的实践和目标设计共同指向人类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教授在题为“对大学教育的一些看法”的演讲中指出,社会多元化以后,大学教育也需要多元化,大学的经营和管理更要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未来的大学教育必须进行双向选择、主动交涉而不是被动适应。他还指出,大学教育的框架一定要有弹性机制,课程设计要注重前瞻性,大学教育的重点是要使学生养成时时学习新事物、新知识的习惯,只有养成这种“学会学习”的习惯,才能终身受益。南开大学原校长母国光院士结合自己十几年来从事大学管理的实践经验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其对大学教育的领悟:“第一,现代大学教育的地位、作用与功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大学正从幕后走向前台,成为经济舞台上的主角。第二,大学教育面临着普及与提高的双重任务,只有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办学,才能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第三,大学是为大学生办的,应为大学生的成长提供必要的氛围,应给大学生更大的选择自由。第四,大学要强化改革意识,以适应教育现代化的要求。第五,大学应当是综合性的,学校建设的核心是搞好学科建设,使学科结构适应社会结构。”[5]在我们看来,大学教育在人类社会存在的任何时候都具有教育性。基于这种教育性和现实的社会实践而努力创造适合现代大学生个性自由发展,适合他们自觉追求真、善、美的成长氛围,促成现代大学生思想、道德和人格上的完善是大学教育最基本的社会属性和价值追求。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洛韦尔先生曾在20世纪30年代初对大学的存在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评价:“大学的存在时间超过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思想……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没有任何东西比大学更经受得住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历程的考验。”他还说:“大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人们的永恒需要。”[6]人类与社会的永恒需要为大学的永恒存在奠定了基础,大学的存在与可持续发展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始终都保障了人类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因此,在人们的心目中,大学教育已成为社会全体成员个性意识的自觉觉醒,精神追求与享受的理想家园,始终是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性标志,代表着人类对真、善、美的理想追求以及以此为基础谋求文化与社会向上发展的最高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