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批评史写作方法嬗变

作为文学史写作类型之一的文学批评／理论史写作，既受制于写作者身处时代中主导的学术思潮与风尚，也受制于本身的史识、视野与趣味，以及编纂者在凝思历史时被激发的情怀。现代文学批评史的写作，始于“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重写文学史”的思潮。至今已有若干有影响的著述，如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再版时改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刘锋杰《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及《新编》，还有旷新年《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二部之下卷）、余虹《革命•审美•解构》等。本文不是要对所有此类著述一一评点，而是想考察：在后“文革”时代，已经名声不再的正统文学史观蕴涵的总体性叙述是否还可能？如若可能，它作出了怎样的变通以适应“新时期”的知识—精神氛围？在“新时期”之后，那种带有总体性的历史叙述意识是否还在？如果还存在，它又以什么形式存在于编纂者的编撰活动之中？它隐含的历史意涵是什么？

一、正统文学史观的尾声

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三卷本）（以下简称《理论批评史》）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版，这是现代文学批评史写作的开始。［1］然而，这部得到王瑶、李何林等前辈学者肯定的著作，可以说是正统的新民主主义叙事框架的延续。和唐?|本的现代文学史一样，作者首先肯定现代文学批评史的新民主主义性质，而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则是“我国新民主主义文艺运动的终结，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开始。”［2］作者将现代文学这一文学时间看成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实现的过程，而作者自述编写此书的目的在于建设“有本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3］这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表述，因为作者在一开始就把现代文学批评史定性为马列主义在中国从萌芽到和中国革命结合，最后完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文艺思想。然而，到了作者所在的时空，又要重新建设有本国特色的马克思文学理论体系。一个已经实现的体系和一个有待完成的体系之间究竟是怎么样的关系？如果一个体系已经建成，为何又还要重新建设？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试图坚持正统的文学史观与叙述模式的写作者在“新时期”面临的尴尬。

和20世纪50年代末“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中由革命学生编写的各种现代文学史相比，《理论批评史》的编纂者们已经从严厉的阶级斗争思维后退。作者将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论争区别对待：左翼文学与沈从文、施蛰存等的论争看成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而左翼文学内部的论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路线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而是“我们”内部的意见冲突。但是，胡适、陈源、梁实秋还是被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比如梁实秋，就被当作是配合国民党对革命文化围剿的需要，因此，作者认为左翼阵营对梁实秋的批判是“当时‘围剿’与‘反围剿’的重要战役之一”。［4］在作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区分之后，作者便在学科性质的名义之下，才对批评家在文学本体层次上加以肯定。但是，这种有条件的客观性叙述，总是要被历史总体性判断所侵扰。黄修己对《理论批评史》中局部的学科客观性表示赞赏，认为它“毕竟是80年代的作品，总会有其新意”。例如，黄修己认为编纂者“给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各立一节，细述他们的文学观”。“恢复了‘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艺思想家的面目”。［5］但是黄修己没说的是，作者在介绍了他们的观点后，马上就要对他们的观点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例如，将胡适的功绩仅仅定位于提倡白话文学，“五四”之后“背叛反封建统一战线，倒向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势力的发动营垒”。“堕落成新文学运动的敌人。”这种评价，并不是作者作为保护色的一种写作策略，而是作者所依傍的构建历史叙事的总体性模式所致，既然现代文学批评史的本质是马列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实现过程，在这种历史一元论叙事中，胡适、梁实秋等必然要被树立到对立面，并且成为被必然性淘汰、消灭的力量之代表。

这些细节的处理，可以看作是正统的文学史书写模式在新时期面临的尴尬，而作为专门史的文学批评史写作来看，王氏又打开了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另一个领域。在这个意义上，王氏的批评史写作既是一种开端，也是一种终结。该书上册初版于1986年，即使站在1986年来看，该书也是拨“乱”有余，返“正”则不足。许志英等在1980年代初为了返还历史原貌而撰文试图恢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性质。新一代的学人也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是“改造民族的灵魂”。［6］王氏为了坚持新文化运动是马克思主义领导的，不惜从《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找出片言只语来证明毛泽东提出了“新文学”建设的重大问题，只为证明五四新文学理论的马列主义性质，这只能说是为了维护正统史学观而腾挪跌宕了。在新民主主义的这样的历史主义叙事框架中，无论怎么腾挪，终究无法返本（返回文学史）开新（建设有本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

二、总体判断的悬置与重述

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以下称《教程》）出版于1993年，刘锋杰的《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出版于1995年。这两部以个案体例编撰的现代文学批评史，是“重写文学史”的构成和结果。王永生等编著的《理论批评史》某种意义上是温著的对话文本。温儒敏抛弃了王氏所采用的新民主主义这一总体性叙事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温著才是现代文学批评史的开山之作。它也是最早把“现代性”这一范畴引入现代文学批评史叙述的著述。温儒敏并不放弃呈现历史总体面貌的追求但悬置了对文学批评史的总体性判断。总体性判断的悬置给温儒敏的批评史写作带来极大的便利。因为，带有总体性的历史叙事，为求得叙述的统一性而必对批评家进行列队、编排、裁剪，进而勾画出一条可见的有某种指向的运动虚线，最终以此来印证总体性中蕴含的历史理性与目的论，这样的历史是“必然性之眼”所见的风景。而温儒敏悬置总体性问题，就以写作者的“个体之眼”代替“必然性之眼”，他就可以采用个案式的体例来安排他的评述对象，可以采用随物（对象）赋形（批评特征）的方式灵活处理批评家。而批评家最有个性的文学主张和鉴赏活动可以不因寻求标准的统一而被遮蔽或被过分地凸显。例如，对王国维，作者着重阐释王国维文学批评所蕴含的“现代性”；而对周作人，则侧重他的“人的文学”观念及随后的变动，等等。这样，作者就勾勒了在他看来批评家最有特征的部分。对周扬，作者观照他一生的文学批评，而成仿吾，作者只讨论他前期创造社时期的批评活动。同样是左翼批评家，周扬的批评可以讨论到1980年代，而茅盾在1949年后的批评则被忽略。这种对对象看似自由的处理，可以极大帮助作者凸显对象的批评特色与成就，彰显叙述对象最闪耀的思想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