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疯子的悲剧意蕴

悲剧哲学家尼采说：“肯定生命的最高艺术，即悲剧。”［1］他认为，悲剧源于现实生活，是对生命生存意义的一种揭示。个人生命及精神的价值往往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实现，个人的抗争只会酿成悲剧性的结局———现代悲剧就是以人的精神沦落来深刻地展示生存的悲剧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的“疯子”形象，他们都用“非理性”的言行举止与“理性”的现实世界对抗，通过肯定生命存在的价值，在逼仄的社会现实中为自我争取生存空间，且都因为必然性的失败而饱含丰富的悲剧美学价值。莱恩认为，疯癫预示着分裂，“其经验整体经由如下两种主要的方式分裂为二：其一，他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出现了分裂；其二，他与自身的关系出现了分裂”［2］2。其实，这两种因素并不能截然分开，疯癫必然是其合力所导致。与周围世界的分裂意味着自我与现有社会秩序规范及伦理道德的对立，个人被驱逐出群体之外，成为孤独的禁闭者，主要由这一因素而致疯的形象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中的疯子、《祝福》中的祥林嫂、《疯妇》中的双喜太娘和《林家铺子》中的张寡妇等；与自身关系的分裂意味着作为“人”的自我的个性、价值、欲望、追求等无法得到肯定与满足，个体生命与自我存在面临威胁，主要由这一因素而疯狂的形象如《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雷雨》中的繁漪、《原野》中的金子、《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的白蒂和《财主的儿女们》中的蒋蔚祖等。“疯子”或者因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和话语霸权而陷入真正病理学上的疯狂，或者只是披着“疯子”的外衣，实际上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和认知能力的清醒者，他们用否定一切、破坏一切、反抗一切的“疯言疯语”喊出自我的声音，争夺话语权利———哪里有权威和话语权利的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疯子”们通过疯狂举动向既有社会规范宣战，争取和维护自我生存空间和个体生命价值，这种绝望与反抗、争取与维护的行为体现出深刻的悲剧性美学内涵。

一、狂人：“吃人世界”的孤独呐喊

鲁迅的作品中塑造了较多的“疯子”形象，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中的疯子、《祝福》中的祥林嫂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等。《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恐惧、多疑和有知觉障碍等症候，属于精神病学上的“被害妄想型”精神病。在狂人看来，迫害者想方设法要迫害他：赵贵翁、路人和小孩子睁着怪眼睛看他，议论他，嘲讽他，想“吃他的肉”；给他看病的何先生跨出门不远就对大哥说：“赶紧吃吧”；他的大哥也成了合伙吃他的人中的一个———“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他从满本的历史书上只看到“吃人”两字。福柯认为“疯癫”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抗，是“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邻人紧闭起来，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的“共谋”［3］。可以看出，狂人处在一种被常人世界所孤立的禁闭处境，无法与周围的人进行正常的沟通和交流。他与身边的人有着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作为“正常人”的群众总是表现出一致性的思想和行为，他们与作为“疯子”的非正常人的“狂人”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格格不入，形成尖锐的对立。赵贵翁、古久先生、小孩子等对狂人的这种态度和行为，表现出冷漠、提防和嘲讽，并时刻准备着“吃他的肉”。这些人性中的阴暗面在小说中有多处表现，其内里正是几千年来国民性中“麻木不仁”的精神特质，而其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正是封建伦理和礼教中“吃人”的“仁义道德”。

鲁迅塑造了狂人这一富有“意味”的典型形象，与《长明灯》中的“疯子”一样，表面疯狂，实际上是一位封建专制文化的叛逆者，是在“庸众”中保持清醒头脑并与之进行斗争的“独异个人”。只是这一精神界的战士“虽为民众而战斗，却往往反而被他们所灭亡”［4］，其悲剧意蕴在狂人自身力量的弱小与世俗力量的强大的悬殊对比中得以显现。对于狂人所置身的那个“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的生活环境和固有秩序，他是一种异质性存在，是现存秩序的破坏者、颠覆者和历史文化的怀疑者、反叛者。然而世俗的力量在现实中形成一个话语的包围圈，狂人处在这个包围圈的漩涡之中———真正独异的思想者的话语权被剥夺，丧失了话语的权利。狂人不得不以“疯癫”的姿态从大众的阵营中独立出来，高声呐喊以唤醒愚昧的民众，只是人们对于他所做的努力和牺牲毫不在意，毫不理解。狂人在这种不被理解中体味着深深的孤独———他终究是一个孤独的战士！狂人最后被治愈了，“赴某地候补矣”，身上已没有了“疯”的气质。这意寓着先觉者最后被大众同质化，狂人由一个清醒的“异端者”回归到封建文化等级制度的“吃人”行列中。由“战士”到“庸众”，由“被吃”到“吃人”，狂人的这一结局不仅表现出常人世界吃人性无时无处不在的巨大力量，也表明狂人在与常人的对立冲突中必以失败而告终的悲剧性。鲁迅这一颇具反讽性和荒诞性的情节安排，加剧了小说的悲剧意蕴，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他对20世纪即将展开的中国社会新的精神之旅面临挫折与挑战的悲剧性预言。

二、繁漪：“什么我都烧个干净”的绝望与反抗

繁漪是曹禺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女性形象画廊中一个富有独创性的美学形象，她因不能让周朴园满意，而被周朴园称为“疯子”、“怪物”。但她忧郁、残忍的外形下却跳动一颗“交织着最残酷的恨与最不忍的爱”的“暴风雨”一般的心［5］，有着摧毁一切的强大力量。这股力量的根源正是她要求冲破封建势力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追求自我与爱欲，争取个性解放的强烈伸张。正因如此，她的反封建的举动被周家这个处处渗透着封建气息的专制家庭强行披上了“疯狂”的外衣。孰不知，这疯狂的外壳下却有着繁漪最清醒的自我意识、最热烈的爱欲伸张和最强大的原始生命冲动。在周家这个封建大家庭里，繁漪承受着双重的打击、失望、痛苦和悲剧。一方面是她从周朴园那里遭逢到的悲剧：一个要求摆脱封建压迫的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折磨和压迫。周朴园的封建家长的威严使她得不到一丝灵魂的喘息，即使生活在一个物质生活优越的家庭里，却遭受着无处伸张的精神折磨，这对一个追求个人幸福自由的女性来说，其心灵上感受到的痛苦比一般人更为深楚。另一方面的悲剧来自周萍：追求个性自由爱欲的女性在爱情中被始乱终弃。繁漪是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下才爱上周萍的，而周萍在封建专制的强大压力下胆怯、退缩和逃避，最终选择抛弃繁漪。周萍的爱情是繁漪在这个封建家庭里唯一生活下去的希望和精神寄托，然而周萍的始乱终弃将她的希望活生生剥除了。于是繁漪不顾一切“疯狂”起来，发出“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烈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的绝望嗷叫。“疯癫用粗野不羁的言辞宣告了自身的意义；它通过自己的幻想说出自身的隐秘真理；它的呼喊表达了它的良心。”［3］繁漪正是在非人的处境下发出令人惊栗的野兽般的嚎叫，呼喊着个性解放和自我实现的“良心”。曹禺在《雷雨•序》中说：“她是一把犀利的刀，她愈爱的，她愈要划着深深的创痕。”繁漪在经历压抑与反抗、希望与绝望、复仇与疯狂的多重极端情感和悲剧性体验下，如“火山”般爆发了，她以其巨大的生命强力和摧毁一切桎梏的勇气充当了反封建的叛逆者和个性自由的守护者。曹禺指出：“她的可爱之处不在她的‘可爱’处，而在她的‘不可爱’处。”追求自我个性的要求和反叛封建道德的勇气，就是她那“不可爱”的灵魂的核心。“悲剧给人产生悲哀的感觉，但同时给人产生力量的感觉。这种悲哀与力量的混成感觉,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悲剧精神。它是人类特定情感、意志和行动的构成体。”［6］我们通过繁漪命运的悲剧和其在反抗悲剧命运所做出的努力中反观女性的命运，看到的是要挣脱封建束缚的现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不仅是繁漪叛逆精神的精髓，也是自五四以来回荡在时代上空“个性解放”声音的浩淼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