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中留学生的作用

近代中国的先进人士为了新国新民、变法维新，纷纷提倡向西方及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学习，派遣留学生成为当时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途径之一。清政府自1872年选派了30名幼童赴美开始，便陆续向英、日、法、德等国家派遣留学生，去学习路矿、机械、军事等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留学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仅是“媒介”作用)。就中国现代文学而言，郭沫若在1928年就曾不无自豪地说过“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这句话虽有浪漫夸张之处，但现代文学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家的确是曾经出过洋的留学生，他们对新文学的贡献、在中外文学交流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们因留学国家不同而导致的思想意识、文艺主张、审美情趣等的不同，已经为许多研究者所论述。那么，在近一个世纪后的“全球化”语境下，在“后殖民大流散”(postcolonialdiaspora)中“出入于各种文化，不属于任何一种”的世界公民越来越多的当下，再回看现代文学中那些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形象，又会有怎样的发现呢?与那些土生土长的人物相比，特殊的经历使他们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哪些新的视角，为作品及现代小说提供了哪些不同的质素?这便是本文兴趣的开始。

一、报国无门•随波逐流•努力自强

“以我这样的少年，回到少年时代大有作为的中国，正合了‘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那两句话。我何幸是一个少年，又何幸生在少年的中国，亲爱的父母姊妹!亲爱的祖国!我英士离着你们一天一天的近了。”［1］(P37)这是冰心《去国》中主人公在回国船上的激越情怀，相信也是当时大多数归国游子的共同心声。然而主人公的满腔报国热情却被对现实的失望一点点熄灭了，最后，为了不愿在“饮博闲玩”中虚度光阴，为了避免“沾染这恶社会的习气”，不得不满怀悲愤地呼喊着:“祖国呵!不是我英士弃绝了你，乃是你弃绝了我英士啊!”而离开了回来仅仅一年的祖国。英士的失望，相信同样也是当时大多数留学生回到祖国后所遭遇到的。如果说英士依靠父亲的声望尚能在衙门里谋到一个衣食无忧的闲职，而那些没有关系可以依靠的，便陷入了谋生的漂泊困顿之中。郭沫若颇具自传色彩的《漂流三部曲》中的爱牟自日本回国后，为着自己的兴趣以及“转移社会”的希望，弃医从文，但却无法摆脱历年来的贫苦生涯，受着友人们的接济，在生活的压迫下，他不得不与妻儿分离，送他们东归以另谋生路，一个人在上海过着炼狱般的生活。到了续篇《行路难》中，爱牟虽也重回日本，与妻儿团聚，却依然为生计所苦，最后只得避居乡野。

与英士、爱牟的无奈去国不同，多数的人还是留了下来，或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曾经有所作为;或者虽不满现状，但慢慢也就习惯了。前者如《倪焕之》中的蒋冰如、《母亲》(丁玲)中的于云卿等，两人都曾留学东洋，回国后热心教育事业，蒋冰如曾和倪焕之一起精心设计“理想教育”，于云卿则“讲民权”、“倡共和”，与留洋同学一起办女学堂，并支持在娘家孀居的姐姐进学堂读书。后者如英士在美国时的几个同学，刚回国时原想办一个工厂，既可以“振兴实业”，又可以“救济灾民”，只是无从筹措资金，只好作罢，渐渐安于做一名“闲员”，过着英士所深恶痛绝的随波逐流的生活。最让人失望的是，这种“恶社会的习气”不仅影响了那些郁郁不得志的人，连那些曾积极从事于改革的人，有的也被现实所屈服而逐渐同化了。如蒋冰如在理想教育受挫后，思想开始退缩，逐渐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在倪焕之为之热血沸腾的大革命前夕，他担心在上海读书的儿子受影响，特地赶去把他们叫回家中。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两类人思想虽日渐萎缩但却无须为生计担忧，有的甚至能够飞黄腾达，那些和爱牟一样谋生艰难的人，只能如《神的失落》(王西彦)中的那位沉默寡言的蔡仲民，在一个偏僻的山城中做一个生物教员，走着别人眼中的“末路”;或者像《围城》中那位既可爱又可怜的方鸿渐，从上海到内地再由内地到上海，为谋一个职位而四处奔波。在众多反映抗战时期知识分子愁苦穷困的生活状况的作品中，也有一些描写了归国的留学生。如靳以《生存》中的主人公李元瑜教授，是一位唯艺术至上的画家，在法国留学时，他曾清高地拒绝了别人用高价来购买他的作品，理由是不能“出卖我的艺术”，然而才华横溢的妻子因过度操劳而过早的憔悴、衰老，儿女因贫穷、饥饿而受到的欺侮和满眼的泪光，使他必须放弃自己的信仰，靠卖画来维持生计。

当然，在一些留学生身上也体现或寄托着某种光明与希望。蒋光慈《兄弟夜话》中的江霞，也是一位刚刚归国的热血青年，国内的黑暗使他常常怀念莫斯科的光明、自由，但种种失望与愁闷并未减弱他的革命激情，没有做“逃兵”，也没有放弃自己改造中国的主张。司马文森《天才的悲剧》中的尚仲衣教授是位留美博士，抗日战争中他放弃了自己在名校的教授位置和美国绅士式的生活，投笔从戎，艰苦的随军途中，他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但认真耿介的性格使他招致流言与排挤，被免职后他依然留下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最后死在了去香港的途中。在现代文学的小说创作中，这些知识分子的生活遭遇、思想变迁、心路历程，他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他们在作品中所承载的意义，并不因他们的留学生身份而有别于其他的同类形象(尽管他们或许有着各不相同的独特之处)，如蒋冰如的由“新”变“旧”，正是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所总结或预见的那类停止不前或退步的知识分子形象:由“痛骂官吏的学生”变为“嫌恶学生的官吏”，由“家庭革命者”变为“压迫子女”者;英士、雷先生的学无所用、报国无门，英士同学的随波逐流，爱牟的“弃医从文”、李元瑜教授的“艺术至上”之在现实社会中的难以立足，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只是从“留学生”这样一个角度继续或加重了对那个扼杀人才、令人窒息的黑暗社会的批判和控诉。如果说江霞的身上还有着革命文学中浪漫蒂克的气质，那么尚仲衣教授的遭遇(这两个人物都有着很大的纪实性)，则是通过进步文化工作者的悲剧命运来揭示了整个时代与民族的悲剧。所有这些，可以说都是现代文学中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探讨与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