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文学中的女性自叙传小说

自胡适的话剧《终身大事》和鲁迅的小说《伤逝》之后，娜拉式的中国女性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文学作品中被不断地书写与演绎，女性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追求恋爱与婚姻的自由成为“五四”文学作品的一大主题。尤其是在第一代女作家如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等取材于自身生活与情感经历的自叙传小说中，都弥漫着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身影。“五四”以后，苏雪林的《棘心》、谢冰莹的《女兵自传》、白薇的《悲剧生涯》、苏青的《结婚十年》和潘柳黛的《退职夫人自传》等自叙传小说，在叙事上都关注女性反封建的努力，用不同的叙事策略讲述了同一个故事：女性冲破家庭拘囿走上自我解放之途，勾勒出女性在社会与家庭中进退两难的生存困境，较为清晰地揭示出现代女性由不自觉走向自觉，由逆来顺受走向反抗的心灵嬗变。从成长视角来分析这五部小说，有助于我们把握现代女性艰难的成长历程，发掘女性自叙传小说的性别意义，重审女性解放之途，为当下女性提供富有启发意义的视角。

一、在时代夹缝中求生

《棘心》以苏雪林的生活经历为原型，塑造了杜醒秋这个在旧与新的时代夹缝中艰难挣扎的女性的成长经历：出生于封建家庭，从小性格像男孩，淘气好武，六岁上家塾，受叔父与兄长熏陶，阅读传统小说与典雅文言并开始接触到西方现代文明。民国初年，现代文明对杜醒秋潜移默化的熏陶促使她去教会学校就读并决定报考省城女子初级师范学校，遭到祖母阻挠，醒秋以死抗争。自女师卒业后，醒秋拒绝包办婚姻坚决要求升学，后如愿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就读，因缘际会赴法留学。在异国他乡，醒秋为爱情所困，为母亲所苦，最终扼杀了自己的初恋，用理智战胜了情感，转而将情感寄托在素未谋面的未婚夫身上，并用传统的婚恋观念来慰藉寂寞芳心。在精神极度困苦中，醒秋皈依基督教，由五四时期的唯理性主义者成长为虔诚的基督徒。实际上，在杜醒秋的成长道路上，以“民主”、“科学”为表征的“五四”新文化以及西方现代文明给予她以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但因身处新旧文化的转型期，西方现代文明与传统儒家文化共同构建了醒秋复杂的内心世界。作为时代新女性，醒秋有明确的个性解放追求，有强烈的求知欲和上进心，对封建礼教尤其是孝道扼杀人性的罪恶有切身的体验，强烈反抗家庭包办婚姻。受困于封建婚姻和抗拒包办婚姻，是醒秋所处时代大多数知识女性的共同境遇，同时也是苏雪林那一代女性真实处境的反映。醒秋已具备时代赋予的新品格，但旧的传统文化根基却不时羁绊她。在留法期间面临突如其来的甜蜜初恋时，她虽对浪漫爱情充满憧憬与期待，却不时用母亲对自己的期望和自己对母亲的“孝”来扼杀汹涌澎湃的爱情。个人情感的受挫、兄长的病逝和母亲的病重不断加剧醒秋内心的冲突，在妥协与抗拒间不停地拉锯，无尽的内心痛楚将她推向了基督教。但这种皈依缺乏稳定的心理根基，因而这种信仰一旦面临现实考验，就将如风雨之中的飘萍摇摆不定。母亲疾病的加剧迫使醒秋以家庭期望为重，中断留学生涯回国完婚，并期望在包办婚姻中享受到爱情的甜蜜与情感的满足。醒秋在与未婚夫的通信中，就已感知两人性格旨趣间的巨大差异，感情一度走向破裂，但思想上旧与新的二重性使得她仍寄希望于将来，并对婚姻抱有极大的热忱。从小说最后一章未婚夫读醒秋来信时的心理，我们可以预见婚姻的美满只能是醒秋的一厢情愿。从醒秋的童年—求学—抗婚—升学—留学—皈依宗教—归国完婚这一成长过程来看，醒秋的自我意识仍处于蒙昧状态，抗婚也好，完婚也罢，都只是内心冲突的外化，明确的女性意识还处于潜伏状态。醒秋的个性解放只是时代裹挟下的一种不自觉的折射而已。醒秋的婚姻悲剧恰恰是五四那一代女性进退维艰的真实生活写照。

二、忘记自己是女性

与夹缝中求生的醒秋不同，《女兵自传》中的鸣冈虽与其生活在同一时代，家庭成长环境相似，都受包办婚姻之困，但因主体选择的差异而呈现截然不同的人生走向。《女兵自传》叙写了“我”的成长经历：20世纪初期出生于一个思想正统的封建家庭，母亲泼辣专断，父亲传统但不保守，三岁订婚，六岁采茶，八岁裹脚，十岁进私塾，十二岁入大同女校读书。童年时代的“我”酷似男孩，上山下河，野性十足，为求入学而绝食。入女校读书后，“我”在二哥的指引下阅读大量的新文学作品，男女平权意识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得到强化，也是在二哥的鼓舞下，抱着女人也是人，女人也要投入社会洪流的信念去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二哥是“我”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时刻提醒“我”要“忘记自己是女性”，不断激发“我”的革命热情，引导“我”走向革命的道路以寻求自我解放。二十岁时“我”从军北伐，成为一个革命女兵，用火热的青春谱写革命激情。北伐失败后，“我”回到家庭要求退婚却遭母亲禁闭。历经四次逃婚后，“我”终于摆脱包办婚姻辗转到上海和北京求学，并实现了婚姻的自主。穷困与饥饿成为“我”生活的常态，尤其是女儿出生以后，生活更是拮据不堪。婚姻破裂后，为改变生活困境，“我”被迫以写作为生。物质生活虽然困顿，但“我”要求上进的心却从未因环境而动摇过，一有机会就赴日留学，实现深造梦。东北沦陷后，“我”毅然归国，投入到火热的运动中，为拯救自己的国家尽绵薄之力。后辗转到福建教书，半年后再度赴日留学，却因爱国而被关进日本监狱，身心备受摧残。被营救回国后，母亲病逝，抗战爆发，“我”离开病重的父亲组织妇女战地服务团，在火线上劳碌奔波。

“我”从出生到抗战这一段人生，物质上尽尝饥饿严寒，空间上不停地迁徙，在新化乡—益阳—长沙—武汉—上海、北京—东京—厦门—东京—长沙—重庆等地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我”虽为女流之辈，却用一系列去女性化的从军、抗战等行动投入革命洪流，颠覆了男性中心主义的传统，摆脱了女性的“第二性”地位，将自我的成长与国家、民族的兴亡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女兵。“我”最初的成长动因源自逃脱封建婚姻的羁绊，寻求自我解放，国家的落后与民族的苦难在成长的道路上起了催化剂作用，使“我”深切感受到一种源自现代文明的身份焦虑，成长的困惑亦如影随形。“上路，是成长小说中最基本的结构要素之一。上路也意味着行动，行动的过程往往反映在上路后的行程中”[1]85。“我”在不同的地域空间中流徙，用“在路上”的行动来实现自我的身份建构。但由于时代环境的制约，“我”虽以压抑女性性别的“拟男化”的方式来完成自我成长，有意忘记自我的性别却时时被提醒，并与传统观念不断造成矛盾与冲突，以致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小说叙述“我”作为一个革命女性的成长，在参与国家、民族的建构时，是以压抑女性的情感为代价的。国家的兴盛2与个体的情感满足在“我”身上很难得到协调，“我”的成长虽与时代主潮同步却同样充满苦涩。